姜文总在阳光后文/叶弥

  那年，姜文买了我的中篇小说《小女人》，我的女友们知道以后，不夸我的小说写得好，反而一个劲地夸姜文这个人好，为此她们还举了一些例子作为佐证，她们说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所以我听着像是中央台在播放好人好事。由此我也知道，姜文是一个被女人们喜欢的男人。这说明，一个男人长得简陋一些没关系，只要他心灵美，照样可以成为大众情人。

  买了我的《小女人》以后姜文一直没有拍。后来我知道，他不拍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对我小说里女主人公的一个心理细节无法理解，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搁下了。我当时听了他这么说，心里十分感动。我从未见过这么较真的人，他让我敬畏并由此对艺术的魔力赞叹不已。而且我还应该感谢他，他对艺术的执着态度毫无疑问地增强了我对文学艺术的信念。

  除了见识到姜文的较真，我也知道，姜文对女人并不了解很多，尤其不了解女人身上偶现的一种下意识心理，那是从夏娃身上沿续至今的遗传密码，男人们会把这看作病态，而女人们处之泰然。

  过了不久，姜文工作室的徐顺利给我打电话，说姜文多年来有一些精彩的构思，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汇聚口。看了我的短篇小说《天鹅绒》后，一下子把这些艺术构思都联起来了。所以他们想买《天鹅绒》。

  我想，我的女友们都说姜文好，既然他那么好，我送给他也无妨。于是我对徐顺利说，买什么？送给姜文。

  后来就听说姜文开拍了。从开拍到放映，听说姜文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其实这些都是必定要经历的，阳光总在风雨之后嘛！

  我去北京的次数很少，从出生到现在总共四回。一次游玩，一次开会，一次去看朋友，还有一次是到姜文的工作室去。最早去的那次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我与原来单位的主要领导闹翻，一气之下扔掉工作回家了。弟弟为了让我开心，就陪我去了北京。我从此对北京的红心萝卜念念不忘。

  我以为北京有两样好东西，一样是德胜门张老疯子的旧书摊，一样就是红心萝卜。老疯子的旧书摊早在一九五四年就被北京公安局取缔了。传奇的张老疯子，传奇的旧书摊，可惜多情总被无情误，无缘见到。但是红心萝卜我可以得到。

  于是，当姜文想送我一样礼物时，我要了北京的萝卜。不要多，三根就够了。但是我至今也没有拿到姜文的三根萝卜。

  我记得很久前看《芙蓉镇》，看到姜文在清晨沉寂无人的大街上扫地，扫着扫着，扫帚越来越轻，突然之间，扫地的动作变成了轻快的舞步，梦想穿过现实来到我们面前，带着我们的心脱离无比沉重的生活，飞升到一个宗教一样恬静神圣的地方。

  我对这一幕十分着迷，曾经模仿着跳起这种舞步。我承认我学得不是那么回事，但我已经感受到了某一种忘却的艺术，或者说是升华的艺术，感受到一个好演员所具有的稚拙、纯真和耐心。当我后来见到姜文时，我好像觉得他刚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跳完舞回来，放下扫帚，看到面前这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一时间无法适应。

  除了三根萝卜，还想看一次他这样的跳舞。

  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又看到了姜文的稚拙、纯真和耐心。他堂而皇之地开展了一场介于成年和少年之间的游戏。他的幽默，时不时地闪现着恶作剧的味道，是他少年心情的流露。这同样让人无比着迷。

  但《阳光灿烂的日子》给我们传达的信息不仅仅限于这些东西，它是单纯的，同样也是复杂的，就像王朔的原作一样，单纯而复杂。说句题外得罪人的话——可惜了王朔，一条好汉，现在搞得这样简单了。

  姜文始终单纯而复杂，对艺术始终抱有宗教式的情感。我这么说好像是姜文隔壁的看着他长大的大妈。但是别人都是这么说的，我这样重复一下不算冒犯姜文。

  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缓慢地细腻地耐心地精彩绝伦地进行一场感情释放。可怕的“现代”两个字，把什么都变成了快餐，所以宗教式的情感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