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舟

  一滴水，有多深？

  这是一句小心翼翼的试问，若援管下笔时，掉落的那一滴墨汁，在无端的纸上驻足、漂泊、晕染，力透纸背，渐次归隐。于是，一滴水，一滴百转千回的墨黑之水，勾勒出一个人的归途与来路，述说了一个人的今世和前生。刘醒龙恰是用这样的一滴水，以像诗一样疼痛的记忆之笔，完成了迄今为止，“乡土中国”最后的一幅哲学画卷：《一滴水有多深》。

  是在东湖，在武汉。那年一个笔会的下午，李敬泽、李修文和我三个人，坐在水塘边钓鱼。秋末的日光落下来，泻在水面上，雁掠寒潭，花瓣缤纷。鱼群和我们对峙着，不分高下。这时，刘醒龙来了，中等个儿，寸头，上身铁锈红的休闲装，满脸笑意。

  ——日光很亮，也照在他的身上，有一层漠漠的红晕，仿佛一袭藏传佛教的袈裟。按着我在藏地的经验，我觉得他像一位刚刚走出了寺院的僧侣，闭关经年，苦修完毕，刚刚踏行在红尘世上，鲜亮异常。他打过招呼，站在岸边，瞧三个人嬉戏。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与我此前想象中的刘醒龙迥异。他安静、内敛、轻声细语、脚不沾尘，似乎刻意不去惊动什么。但他的“杀气”却重，消息慈悲，鱼群早已赳赳而去，不露端倪。此后的时间里，我的鱼漂若三寸铁钉，纹丝不动地钉在南方的水面上，萧条不已。

  收了竿儿，逆光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照旧有一层红晕。我越望他，越觉得是一位喇嘛。不知为什么，这一印象始终留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却，时至今日。

  秋夜的晚上，笔会上的活跃分子们，在宾馆地下室的酒吧里闲谝，纵横捭阖，天玄地黄。刘醒龙来了，坐在吧台一侧，安静若一尊瓷器，抿嘴，绽笑，恰到好处地捧场。我猜想，这应该是个有内力的人——“坐密室如通衢，驭寸心如六马。”（冯友兰语）。半夜时散场，不见了刘醒龙，他走得悄无声息。

  一滴水，有多深？

  如果是一滴简单的水，倒也作罢，偏偏却蕴藏了天雷与地火，像一滴无畏的烈酒。后来才听说，刘醒龙六年磨砺，闭关苦修的一部煌煌大著《圣天门口》，那时才刚刚问世，引得业界好评如潮，众说纷纭。醇酒红人脸，长歌动人心，就是这样一位清坚决绝、金沙深埋的荆楚汉子，腕下雷霆，以110万字的史诗篇幅，重构了中国20世纪的内心和遭际——前年，我和邹静之在北京小酌。席间，静之提起正在改编的《圣天门口》，说难度颇大。我究问如何，静之慨然道：史诗，正剧。此刻，由华谊兄弟出品的《圣天门口》，正在如火如荼地拍摄当中，但刘醒龙依旧沉静地坐在幕后，宛如一滴静谧的酒，目送归鸿。

  听说，刘醒龙是个对边疆有无限神往的人，草原、雪山、沙漠、戈壁等等旷远的风景，对他有一种莫大的诱惑——我知道，这些风景乃世上的神迹，犹如歌中所唱，“不是真人不显圣，只怕你是半信半疑的人。”我还知道，这种神往其实是一个人内心的“气象”，遂对他心生感佩。

  他在正午的日光下迎来，寸头，含笑，依旧是一层红晕。我幻觉丛生，误以为是黄河上游的某座寺院里，偶然走出的一介喇嘛。我将碟片交给他，光斑一跳，仿佛神示。

  一滴水，有多深？

  如果是一滴简单的水，倒也作罢，偏偏是从心香一瓣的祷念中萃取的，若一滴坚硬的泪，苦涩，且纯洁。刘醒龙自名动天下的一阕《凤凰琴》开始，心忧四百万之众、遍布于穷乡僻壤中寂寂而生的民办教师，而今又将一部《天行者》，呈现给那些“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们——他双目含泪，以笔为帜，在这一滴水中鲸吞波澜，花落莲出。

  在北京的宴席中，我吼了一首西北民歌，说送给“阿卡”。刘醒龙不解其意。现在我可以解释了。它是一个藏语词汇，意为——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