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晓雯

  如果在阅读中掩去作者的姓名背景，我也将毫不怀疑地断定，这本充满迟暮感伤的书，出自一位老者。不过在此之前，我已获得了关于此书的初步印象：它完成于1985年，当时57岁的马尔克斯，于1982年得到诺贝尔奖，正享有世界性荣耀。

  引发《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作的两个动机：一是马尔克斯父母的恋爱史；二是作者在墨西哥读到的一则报道：两位近八十岁的美国老人，每年都在墨西哥约一次会，坚持了四十多年，最后一次被抢劫的船工用木桨双双打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地下恋情才得以曝光。

  马尔克斯在谈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一部爱情长篇。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是凄凉的，总是来个悲剧收场。而我所写的这部小说里，那一对情侣是事事顺遂，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快乐。在我看来，快乐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感情。我却要尝试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

  这是一个善良却难以实现的意图：漫长地等待、无止境地思念、一次又一次地遭拒绝、老迈重逢时的无奈与尴尬——整部爱情长篇洋溢着马尔克斯式的孤独绝望，以及难以言传的迟暮感伤。所以，我更愿意把马尔克斯期冀的“快乐”，解作一种博大悲悯的情怀。

  事实上，从写作的第一天起，马尔克斯从未停止过这种悲悯。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他说道：“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对生活的同情，使得他不摆姿态，他时而极端政治化、时而极端个人，在暴力的风潮中保守，在诸人皆退时激进。他得到的诺贝尔授奖词的赞誉是：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中，“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们的财富与贫困”。

  但他很快推出一本让所有熟悉他风格的读者意外的作品——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并且，他勇敢地告诉全世界：“我认为描写爱情的小说和任何其他小说一样，都是极有价值的。”

  这种微妙的延续与转变，是作者对自身状态的服从。衰老让眼睛更关注身体，让头脑更关注内在。某种纯净与洞视，只有在年龄的帮助下才能达到。

  爱情几乎和生老病死一样，是最日常、最悠久，和每个人最密切相关的主题。也正是太日常太相关了，我们似乎必须来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哪怕被欺骗和误导。于是我们分不清了，感动究竟来自对生活的体悟，还是来自文艺作品硬塞给我们的“悲情想象”。

  文学的真正力量，是把我们从这种漠然、偏误和漫不经心中惊醒。马尔克斯的高明在于，他用于打破阅读与书写惰性的，不是故作惊人语和花哨的出位，而是戳穿幻象，让直指人心的真实本身浮现。

  小说结尾处，霍乱之船似乎无法到达终点，生活为不可知的目的地安排了诸种可能；但小说却需要一个、而且仅仅一个终点。于是，他让阿里萨抛出“永生永世”四个字。仓促收场让人意犹未尽。但细想之下，在文本层面终结这个故事，如此之安排，却未必不是最好的：生活向我们敞开无数种形态，但文字只能择其一而凝固。文学艺术作为生活的重构，永远无法达到生活本身那块幽秘深远的最后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