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文/邹汉明

  “抽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后……”后果很严重，契卡于一个五月之夜抄了曼德施塔姆位于莫斯科的家。那一晚，安娜·阿赫玛托娃正好在场。两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大诗人目睹了十月革命后俄国大地上司空见惯的一幕。

  曼德施塔姆的苦难不是从一记抽向文学界大人物的耳光开始的，一个耳光不足以让当局开动国家机器，是他的一首讽刺诗让他们嗅觉敏锐。那首诗被认为影射斯大林。抄家只是诗人一生悲剧的开始。

  以五月之夜告密者配合的抄家开始，以不确知的诗人的死结束，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这部回忆录是俄国文学史上少见的一部信仰和文化之书。作者以亲历的记忆，以俄罗斯人特有的沉思方式，罕见地见证了布尔什维克时代的恐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理应听一听这来自二十世纪俄罗斯旷野中一位幸存者的呼号。

  有那么一个时期，告密成了这片土地上一道可怕的景观。诗人因诗获罪后，不仅经常性地被人告密，还成了被当局压制和消灭的对象。第一次，他被流放到切尔登，接着是沃罗涅日，最后是远东的集中营……幸存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带着不屈的记忆，以这部颤抖的“变形记”唤来自己的丈夫——二十世纪伟大俄语诗人的一个形象。

  曼德施塔姆充满活力，浑身透明；他不失幽默，洞察力惊人；喜欢交际，爱热闹，也爱香烟和茶；他绝对地敏感，神经质，偏执，天真，又是无可救药的直心肠，还压根儿没一点随机应变的机敏。诗人是脆弱的，当绳索套上脖子的时候，也曾试图自救——为斯大林赶写颂诗。可以说，但凡人性的弱点，他都具备。但读者通过细节感觉到的这个人，并不怯懦，反而衬出体制的冷酷——对于摧残一种高级的文化和文化人，这种体制从来不会手软。

  诗人最要好的朋友是阿赫玛托娃。他们两人，同病相怜，很早就是挚友。两人互相见证对方的苦难。这两个互相欣赏的同行，年轻时就形成了互相通报每一行写作成果的习惯。两人坚持自己的教养，都有极高的文学鉴赏力，创作出了那个年代最好的诗歌。他俩也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时代实质的人。

  在人人自危的叶若夫时期，任何落到纸上的文字，都会成为获罪的证据，诗人不得不将诗稿藏到枕头、炒锅或皮鞋里，夫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脑袋和灵魂里由此储满了天才丈夫的诗歌。这些诗，后来成为她血肉的一部分。这种保存和传播诗歌的方式，揆之世界文学史，也是空前绝后的。也因此，这部回忆录，是从诗人遗孀的脑袋里掏出来的一个神迹。

  回忆录不留情面地勾勒了文学界的一批老面孔，其中有高尔基，有虚伪的帕斯捷尔纳克夫人，还有假惺惺流眼泪的法捷耶夫。但也有在诗人处境艰难时给予无私帮助的如布哈林、押解员奥西卡等。正是这几个良知未泯的人，让诗人第一次流放中少吃了不少苦头。

  曼德施塔姆的后半生是“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左奔右突”中度过的，不幸两边都架着冒烟的焚尸炉。被告密、被朋友出卖、被谩骂、忍饥挨饿，是夫妇俩生活的常态。因为感同身受，曼德施塔姆夫人对人性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看法。这使得她的写作更加决绝，毫不妥协。

  回忆录探讨了二十世纪的失败——恶毁灭了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其中包括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对苦难的思考能够上升到这个高度，在笔者所见的回忆录文体中，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