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都养成了逃课的恶习，并视为理所当然，有时闲极无聊，免不了在校园里四处闲逛。我和几个喜欢植物的同学一起，竟然以一个月之功，将园子里所有奇花异草逐一登记在册。我们的辅导员是过来人，眼看着我们游手好闲虚掷了大好光阴，虽然忧心如焚却苦无良策，他倒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让学生重新回到课堂，只是嘱咐我们假如玩累了，不妨读些课外书籍而已。正好系里给我们印发了课外阅读书单，我记得在一百多本的书目中竟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大概是不入编者的法眼。好在鲁迅先生“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要读”、吴稚晖“把线装书全都扔到茅厕坑里”之类的告诫我们早已铭记在心，自然不觉有任何不当。

  有了这个书单我们倒是没日没夜地读过一阵子。等到心里有了一些底气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找人论道去了。那个年代的读书和言谈的风气，似乎人人羞于谈论常识，我们去跟人家讨论《浮士德》、《伊利亚特》和《神曲》，对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而为别人所津津乐道的拉格洛芙和太宰治，我们则是闻所未闻，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一位著名作家来学校开讲座，题目是列夫·托尔斯泰，可这人讲了三小时，对我们烂熟于心的三大名著竟然只字未提，而他所提到的《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克莱采奏鸣曲》我们的书单上根本没有。最后，一位同学提问时请他谈谈对《复活》的看法，这位作家略一皱眉，便替托翁惋惜道：“写得不好。基本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后来经过高人指点，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不是追求所谓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如何让人大吃一惊，亦即庄子所谓的“饰智以惊愚”而已。当那些高深、艰涩、冷僻的名词在你舌尖上滚动的时候，仿佛一枚枚投向敌营的炸弹，那磅礴的气势足以让你的对手胆寒，晕头转向难以招架；而当你与对手短兵相接时，需要的则是独门暗器，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让对手在转瞬之间成为白痴。

  我们班有一个来自湖北的瘦高个，言必称《瘦子麦麦德》，显得高深莫测。通常他一提起这本书，我们就只能缴械投降了，因为全班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直到大学三年级，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竟然一下发现了三本，可见这并不是什么冷门书。还有一个著名的校园诗人，是学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常来中文系找人过招，张口闭口不离他的两本葵花宝典：要么是《老子仍是王》，要么是《佩德罗·巴拉莫》。这人常爱戴着一副墨镜，无论到哪儿，身后似乎总跟着一大群崇拜者，害得我母亲一见到他，就断言此人是个流氓。说来惭愧，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老子仍是王》是一本怎样的著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则毫无疑问是伟大的经典。

  即便是在那些令我们仰慕不已的青年教师中间，也是同样的风气。有专攻“中国文化全息图像”的，有专攻“双向同构”的，还有专攻什么“永恒金带”的等等，不一而足，基本上只有他们自己才会明白他们的理论从何而来。研究弗洛伊德的，“性冲动”三字总是挂在嘴边，研究克尔凯郭尔的，自然不把卡夫卡放在眼里，而研究“第三次浪潮”的，言谈举止之中仿佛就是中国改革蓝图的制定者。最奇妙的一位学者，是研究“否定本体论”的。因为他天生拥有否定别人的专利，但凡别人与他争论什么问题而相持不下，他总是大手一挥，喝道：否定！此利器一出，人人望风而逃。我们最喜欢的当然是研究神秘主义术数的学者，根据这位仁兄的研究，不仅鸡可有三足，飞矢可以不动，石头最终可以抽象出“坚白”这样玩艺儿，而且据他考证，李白的《蜀道难》本来就是一部剑谱，起首的“噫吁嚱”就是一出怪招……

  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