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故事来自淘宝一家“卖故事的店”。和别家店不同，这家淘宝店里贩卖的是一个个以治愈和励志为主题的故事。这里有事业有成的男子错过青梅竹马，也有少年的疯狂逐梦与伤痕累累……

  我从小是个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区。初中毕业，我爸给我指出三条路：第一，按部就班考取高中；第二，去学厨师，至少可以饿不死；第三，去学建筑，因为有亲戚做这行。当时我想读艺校，对写东西和拍片儿有兴趣，但父亲不同意，我于是随便选了个建筑。

  我去了一所四年制的建筑学院。二年级时，期末成绩挂掉，留级一年。读到第五年，我罢考了，在毕业前几天滑稽地退了学。

  2004年我19岁，每天跟一帮“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小作家畅谈未来。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让我写一本书“爆爆料”，写一写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我心高气傲没答应。2005年，眼看写东西维持不了生计，我进工厂做技术员，数控冲床。干了七八个月，有一天发了半天呆起来就辞职了。那个傍晚，我像个民工一样坐在马路边，眼瞅着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公交车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你去横店了吗？

  我默想：那我就去横店吧！

  2006年10月10号，我来到了横店。下车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说，人家外地人都挤着往我们上海跑，你为什么要出去闯呢？我对老妈说，我要对自己的人生做主，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后悔。

  从上海出发时我身上只有300来块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块钱了。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可进景区要门票，我连门票钱也拿不出来，只好干站在后门口徘徊。

  当时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里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我说：“没有组！”他又问：“那你跟谁的？”我撒了个谎：“我找朋友的！”他说那你联系他呀。

  我随便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群头，“我朋友去北京了，不在横店，让我等他！”群头说：“我这儿正好群众演员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我心里大喜：“没问题呀！”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我到横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众演员，第一次吃到了剧组的盒饭。

  当时我没地方住，群头正好有哥们儿跟组外出，空着间房子。那种房子我也是第一次住，虽然我家并不阔绰，好歹也算衣食无忧。我住在一间只有床和张破桌子的房间里，开始了“横漂”群演生涯。

  群众演员当时一天才20块钱，特约要80—100块。戏拍了四五天，有两个群众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啊，每天都有特约拍！我一愣，什么特约啊，我演的是群众！他们说怎么可能，没看到你不但露脸偶尔还带台词么，你是特约！

  我才发现上当了。当天在拍马雅舒主演的一部戏，我演个药房小伙计，拍完戏有人来给我拍照片。我故意说：“我是群众演员你拍什么照片啊！”拍照的人无辜道：“你是特约啊。”群头发觉露馅了，哄我：“这个是特约啊，我也刚知道！”

  我心里暗暗不爽，群头问我下次戏是什么时间，我说是后天，然后动了动脑筋说：“啊，后天我没空！”群头心知肚明，有点儿郁闷，然后掏出钱来说：“哎，算了，这八十块钱全给你好了！”

  但我还是没有继续跟着他干，我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扔掉靠山，从此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单干生活。那些日子每天都跟组跑龙套。我和大部分群演都非常穷，折腾一天，可能只有18块钱而已。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因为保鲜膜能隔绝湿气，保暖，也不显得臃肿。黄晓明那版《鹿鼎记》，里面有场戏好像是韦小宝的几个老婆掉到湖里，我就是掉下去的“老婆”之一。当时我穿了女人装，戴个假头罩，大冬天的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跳，根本不会拍到脸。

  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离开横店没多久，听说《赤壁》就开机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接散活，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2008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住在哪个宾馆几零几室，你如果有空就来坐会儿。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立马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曾经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粉，电话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收入可能快一万五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每月拿一万多，福利待遇各种稳妥。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三十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对方问，还有吗？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