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列车徐徐驶入哈尔滨火车站，31岁的伍连德踏下月台。他是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的，此时的哈尔滨，正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袁世凯曾邀请伍连德来华工作
哈尔滨收到的第一个疫情报告的时间是11月7日。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不久，这两个人都染病而死，而且还传染了同住的4人。瘟疫在哈尔滨蔓延开。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域。与道里生活优裕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居区。鼠疫暴发后，傅家甸成为重灾区。
其实让清政府更忧虑的，除了瘟疫，还有一场看不见的较量。在东北，哈尔滨和奉天是两个铁路枢纽中心城市，不但有较多外国人侨民居住，且俄、日铁路附属地与中国市政重叠，检疫、防疫更具主权象征意义。疫情发生后，日俄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共同主管防疫。所以，当时清廷负责处理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外务部的态度是：事关主权，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瘟疫。首先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突然接到来北京的电报邀请之前，31岁的伍连德只是一位刚到中国两年有余的华侨。1903年，伍连德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07年时的伍连德已是马来半岛小有名气的医生。他接到了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副校长的邀请信。信的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1908年10月，伍连德一家三口来到上海，将家眷安置好后，伍连德只身北上。不料，到达北京后，光绪帝和慈禧相继亡故，袁世凯也隐居起来。伍连德一时茫然无措。直到1910年12月18日来自外务部请他上任的电报，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伍氏口罩”被不屑一顾的同行牢牢戴上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得知傅家甸有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在贝克显微镜下，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这正是鼠疫。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也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发现一例带鼠疫杆菌的。于是，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其命名为“肺鼠疫”。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伍连德向公众讲述了“肺鼠疫”理论，然而，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
当伍连德要求增派医务人员的电报发出后，第一位前来的志愿者是法国医生梅斯尼。梅斯尼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伍连德对梅斯尼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把肺鼠疫的结论告诉梅斯尼，却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原来在自己来哈尔滨之前，梅斯尼在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梅斯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却被锡良婉拒。
伍连德给外务部的施肇基发了辞职电报：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情愿把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梅斯尼。38小时后，他收到回电：召回梅斯尼，仍由他继续担纲防疫总医官。
可是几天后，梅斯尼却因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诊断传染者，6天后去世。人们不再对“肺鼠疫”理论不屑一顾，“伍氏口罩”被牢牢戴上。
新年的爆竹真的驱走了死亡之神
作为与鼠疫作战的总指挥，伍连德很快又发现一个巨大的隐患。
鼠疫发生之初，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们；到了后期，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尸体也便被直接放在坟场。伍连德忧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可是伍连德也知道，这对当时讲求“入土为安”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挑战。他思来想去唯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1911年1月30日，他们终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批准。
1月31日这一天，为当时的哈尔滨市民留下了一个最特别的记忆——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二，他们却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火葬。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放爆竹，冲冲晦气。伍连德深知，爆竹里的硫黄有消毒功效，他也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笼罩在傅家甸的死亡之神驱走。
说来有些神奇，大年初一这一天起，人类与瘟疫角力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
1911年3月1日午夜，当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回到了故乡马来西亚，开了一家诊所，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于曾经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只是用淡淡的一句话总结：“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从阎王爷那里把人救回来。”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带着他的故事，永远告别了人间。
李菁《走出历史的烟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