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总体上以时间为序，着重描写了民国时代教育人士在那个颠沛流离时代的艰难求索。作者通过展现蔡元培、马相伯、鲁迅等8位先生在教育上的亲身诠释，梳理中国现代教育在1912─1937年26年间的发展路程，追慕远风，透析当下。

  辛亥革命后，民国教育一开始急于向邻国日本学习。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上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不仅其中的各级学校设置课程的名称完全沿用日本的教育用语”，“在每周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与明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颁布的日本文部省令第14号《新小学令施行规则》中的有关规定极相近”。就此，蔡元培的解释是，“脱亚入欧”的日本教育本就是学习欧美教育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结果，而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有着某些类似性。

  民国教育界风云人物迭出，但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值得世人铭记。晏阳初于1926年开展了著名的“定县试验”。在晏阳初“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的号召下，“国内无数知识分子放弃大都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举家搬迁至定县”。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晏阳初先后把平民教育推广到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贫困乡村，并取得巨大成效。与晏阳初面向平民推行教育有所不同，陶行知则着重于教育理念的深耕细作。作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对老师的“教育即生活”理念进行了大胆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生活即教育”的中国教育特色，甚至因为崇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先“知”后“行”。近年来兴起的“民国史热”中，民国教育一直光彩夺目，除了上述人物外，还有王国维、罗家伦、陈独秀、梅贻琦、黄炎培等诸多风流人物。若论当时物质条件、民众思维开化现状，民国均难堪一提。民国教育的爆发式发展，有历史有利的一面，比如饱经封建落后、帝国欺凌的困扰，国人急于发奋图强。在封建体制坍塌、新的教育机制尚未建立之时，缺少太多的禁锢与束缚，各种教育思想、教育探索均可能在社会中得到实践。但也应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更可能被我们所遗忘，那便是物质高度匮乏，教育经费投入杯水车薪。特别是战事频仍，教育影响波及太过频繁。然而，尽管如此，饱经战火沧桑的西南联大仍旧培养出一大批当时及至后来足以跃居世界前列的优秀人才。历史永远是未来的垫脚石，也是未来的最好镜鉴。阅读张兴龙的这本书，走近民国教育界的风云人物，我们并非就是为了回到民国那种一穷二白的历史时代。

  倒是觉得，本书描绘的这些民国教育人物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索借鉴：一是教育的纯粹化，即远离物化的影响，尽管他们那时更需要钱；二是对教育的思考更能体现人文特色，这与时下的那些功利教育有着本质区别；三是教育成了许多人毕生奋斗的光辉事业，而现在，教育更像是仕途的中转站。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