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野岛刚/著 张惠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英国有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有巴黎卢浮宫，日本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但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两个故宫博物院。

  “两个故宫”是东亚近代史的产物。故宫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岸故宫不只是珍奇、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政治权力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两个故宫”的存在，串联了什么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人物的历史思维？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中华圈的专家”野岛刚，历时五年，奔波全球亲身采访，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梳理了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

  溥仪

  试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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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宝物的“主人”

  同时干着倒卖宝物的勾当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精彩记述了清朝宝物的璀璨。然而从溥仪的无知与伪天真的文字中，也清楚浮现出文物流失的严重情况。“参加掠夺的，上下交相贼。换言之，大概有机会偷的，没有不去偷，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

  偷的方法千百种。太监趁夜摸黑踹开仓库大门，撬坏门锁，像小偷一样拿走宝物。溥仪下面的大臣、官员们，巧立名目借出宝物，例如需要担保品、竞标、鉴赏等，甚至向皇帝索要赏赐，伪装合法地把宝物带出去。溥仪无能为力地回忆：“我只想着其他人正在偷走我的财产。”

  某日，溥仪再也受不了了，下令导入盘点宝物的制度。但是刚开始搜查，紫禁城内的宝殿就遭到无明大火，贵重的文物就和“证据”一起葬送了。很明显的，溥仪身边的人等待的是一个黑暗的未来，能够偷多少就偷多少，这种反应从人性的角度是可以想象的。同时，溥仪自己也在文物流失的情况中“插一脚”。在溥仪还没被赶出紫禁城前，有人在紫禁城的仓库里发现了一本目录。

  这是负责整理文物的故宫职员所发现的，名称是“赏溥杰单”及“收到单”，也就是“给溥杰的恩赐清单”及“领收清单”。根据这份资料，溥仪给了弟弟溥杰大量贵重文物，溥杰拿到市场上交换金钱，和溥仪对分。我们可以这样看，溥仪借此筹措生活费的同时，也在积攒被赶出宫廷之后的生活所需。

  溥仪既是宝物的所有人，也是偷宝物的其中一人。溥仪为了保命，充分地利用了文物。溥仪将文物当作生日礼物，送过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徐世昌等军阀人物。他不只把文物当作资产来源，也充分运用在交际往来之中。

  那志良

  老故宫头号专家

  把故宫文物从北京运到了南京浦口

  关于故宫，我们绕不过那志良这号人物。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诞生，之后文物移送台湾，一直到台湾故宫的诞生，他经历了与文物共生死的所有过程，可称得上是故宫的“活字典”。

  1925年刚从高中毕业的十七岁少年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北京政府为了清点及运送清朝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设的组织，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1931年1月，故宫理事陈垣把那志良找去，并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他。当时那志良的职位是一等办事员。

  最优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装箱的文物达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里面不仅有故宫的东西，一起搬走的，还有放在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颐和园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而国子监则是自元朝以来的图书馆。其中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宫的文物，其余六千零六十六箱则是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东西。

  然而文物决定南运之后，引发了群众的反对运动。“有文物才是北京，文物没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义。”那志良等职员也接到言论偏激的威胁电话：“小心没命了，老子在运送文物的火车上安了炸弹。”当时民众认为将故宫文物运出北京的时间必定是日军进攻北京之日，因此故宫外围无论昼夜都有民众集结包围。

  第一批运送队的出发是在1933年1月31日决定的。当天虽然成功地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再次从北京出发。

  搬运文物刻意选用日本制造的特别列车，优先于其他列车的发车时刻，在冬天的中国大陆，从北京南下郑州、徐州，来到南京郊外靠近长江河岸的浦口，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意外地被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当局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和文物不得已，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

  那志良等职员互相开玩笑说：“就像扛着棺材来了，却不知道要埋在哪里！”

  后来当局决定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

  野岛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驻留在伊拉克等国。采访报道华人圈的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议题，长年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文化方面资讯。

  ▲北京故宫 台北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