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期回顾]

  东北军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蒋介石险些在枪战中丧命。

  12日上午，蒋介石被送到十七路军总部所在地新城，安置在黄楼的东偏房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由于冻、饿、惊，不停地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

  杨虎城特派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未穿过的新衣服送给蒋穿。苏对蒋说：“这是张副司令、杨主任给委员长送的，请委员长更衣。”蒋介石却摆出了架子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苏副官只好退出。这时，有了解蒋为人的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苏副官于是将原套衣服又送进蒋待的房间，对蒋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蒋听他这么说，就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我穿。”

  解决了穿的问题后，又出现了吃的问题。蒋介石的假牙丢了，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他摇摇头，用手指指嘴说：“我不能吃东西。”张学良知道了，就下命令给孙铭九，要他设法把蒋的假牙找回来。孙铭九在他的卫士营中悬赏200元找回了假牙，当晚就用一块红绸子包着送给大楼的副官们。副官们用红绸子托着假牙，送还给蒋介石。蒋介石笑着对副官们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已安顿好了的报告后，对杨虎城说：“虎城，走，咱们去看他。”杨虎城则后退了一步，摆手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张见杨执意不去，就一人先去见蒋。

  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个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马上摆起长官的架势对张大声斥责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张听了这些话后对蒋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蒋听了张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见此状，就退了出来。

  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杨虎城当天下午穿着军装，单独去见蒋介石。杨对蒋行了军礼，站着同蒋讲话。蒋对杨的态度很客气，一定要杨坐下谈话。

  蒋问杨：“此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杨回答说：“知道。”蒋说：“你们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究竟是为什么？”杨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1933年初日本进攻热河和冀东的时候，我就曾向委员长请求过，愿亲率部队参加抗日，可惜那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允许。现在全中国人民都不愿意再打内战，一致要求抗日，可委员长总是不允许，所以发生了这次事情。”

  蒋最后说：“这件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你若还能以国家为重，就应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杨站起身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交谈到此结束，双方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此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主张对西安实行讨伐；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和平谈判。

  事变发生后，鉴于当时通讯不发达和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全国民众不能得到西安事变真实全面的消息。当时在西安的英国记者贝兰特在1937年所写的《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真相》一书中写道：“最大的困难就是西安跟外界隔绝开来，张学良一定很知道他的举动为人们所误解，但他无法向外界解释他的动机。举个明显的例子：他于委员长被扣后第一次发出的通电的全文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报纸上披露过，而同时又没有外籍通讯记者把它寄到国外去。”

  尽管这样，西安事变仍然犹如一股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各地的反应看，下层的爱国民众都是支持张、杨的行动和八项主张的；当权者公开坚决支持和坚决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是在观望，看国际态度和张、杨如何处置蒋介石。

  日本政府在事变发生后，非常聪明地采用了不公开评论的静观态度。因为其深知，事变的起因就是抗日问题，如果过分介入，只会火上浇油，促进全国对西安的支持，促使南京与张、杨妥协，甚至还会联共抗日。因此，他们只是对南京政府施压，威胁说如果“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的话，则“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

  中共中央虽然对杨虎城、张学良策划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不知情，但在事变前夕，与张、杨的合作已进入佳境。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杨发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急电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决定给予全力支持。西安事变的消息于12日晚上在陕北的红军中传开，不论是普通红军战士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高级领导人都表现得兴奋异常。许多人听说蒋介石被扣后，兴奋得起了床，跑到屋外，有的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还有的唱起歌，跳起了舞，庆祝了大半夜。

  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的立场，中共中央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公开发表通电，坚决主张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于国人裁判”，这样既为张学良、杨虎城撑了腰，也借此表明了自己与西安事变原本并无瓜葛。

  12月17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中共中央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博古、叶剑英、罗瑞卿、许建国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

  当晚，周恩来会晤了张学良，次日又与杨虎城进行了诚恳的谈话。周与张不陌生，事变前张曾数次飞往陕北与周见面，双方达成了停战协定，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而杨虎城虽然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与共产党人合作，却没有见过中共的领导人。

  周恩来对解决事变的真知灼见和真诚坦荡的政治家作风，使杨虎城非常钦佩，他对人称周为“周圣人”。杨、周二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