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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困农民家中。他自幼聪慧，但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私塾。16岁时父亲被清廷杀害。他组织起济贫扶弱的“孝义会”，而后演变成对抗官府、为本乡农民撑腰的农民组织“中秋会”。

  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陕西大地时，杨虎城带领两百余名“中秋会”会员参加了革命军。

  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讨袁护法运动。次年，陕西靖国军成立。杨虎城率领以“中秋会”为基础的一团人马参加了靖国军，在护法战争中英勇作战，屡建战功。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杨虎城不向北洋政府投降，率部转战千里到陕北蛰居。

  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杨虎城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孙中山在大会期间亲自为杨虎城办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1927年，他率领不足一万之旅坚守西安，抗击了八万北洋军的进攻与围困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解围后，他部纳入了冯玉祥的系列，东出潼关赴河南、安徽一带与北洋军作战。

  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思想上非常苦闷。为解除思想苦闷、寻求出路，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由上海乘“长崎丸号”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先到神户，后转到东京，住在东京近郊的大冈山，后又移居东中野。其间，为了低调隐蔽，化名“呼尘”。

  杨虎城到日本不久，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6月，日本人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这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金融危机。杨虎城在日本期间，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贫困不断加大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来解决国内日趋严重的矛盾。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不可避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杨虎城是较早公开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忧心如焚，在事变后第五天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电》。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

  也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他此后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

  为了弄清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1932年初，杨虎城派秘书米暂沉到天津，找到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试图从张季鸾那里了解蒋介石对日本的真实态度。

  张季鸾对米暂沉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

  张季鸾的话道出了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蒋的利益划分上，东北本来就不是他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削弱张学良的力量，还有利于国家统一呢。要追究责任，你去找清政府吧！

  杨虎城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他认准的事情就要一直做下去。他下了坚决抗日的决心，他就对抗日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

  1931年12月，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举行游行示威，有5000多人参加，先后到陕西省政府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新城请愿。杨虎城带病到新城大操场向学生讲话：“今天听说各位举行爱国运动，精诚救国，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时我的病也可以轻一点。至于请愿呈文亦已看过，所列各条，我均即转呈中央办理，毫无疑问。”12月18日陕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会在西安骡马市口举行扩大宣传周，学生捣毁阻拦抗日宣传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碎党部负责人田毅安住宅之物。对学生的行动，杨不但没有镇压，还让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出面与学生认真对话，满足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迫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自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介石，要求率部队参加对日作战。陪同杨去见蒋的李志刚说：“在听了杨的抗日要求后，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训练部队，就好了。’同时告诫杨：‘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蒋介石的这种态度给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浇了一盆凉水。

  1934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开展收复失地的军事活动。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同盟军在蒋介石的破坏下失败后，他让许权中又回到陕西，继续委以重任。许权中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变后仍坚决支持杨虎城的政治主张。

  杨虎城从张季鸾处了解到了蒋介石对日本态度的底，又经石家庄面见，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他从此前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由此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抗日决心。

  1934年9月18日，杨虎城在“国难”纪念日的阅兵活动中公然打出了“摒决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标语，最早在国内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