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上期回顾]

  爸爸去世后，妈妈只好出去工作养家。但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香港就沦陷了。

  香港史称“黑色圣诞”的1941年12月25日晚，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

  日本人由两个汉奸带着，他拿着枪，站在门边。两个汉奸掏出个布告样的纸片给妈妈看，说是要“借”被子给“皇军”，就径直到卧室去拿。袁妈扑到被子上按住，说：“这个正盖着的，不能拿。”他们又去拽另一床被，袁妈又扑上去按住。妈妈怕汉奸要打袁妈，赶快去把贝特兰盖的那床被拿来给他们。他们还要，又给了一床挺厚的俄国毛毯。他们还不走，又给了一床薄些的被子，才算不出声了。

  走到楼梯口，妈妈追上去要汉奸写个“借条”，汉奸倒是写了。他们走后，妈妈把“借条”贴在大门外面。也许是起了作用，抢被子的没再来，可抢房子的来了。

  来的是个穿便服的日本人，带个翻译，把几个房间看看，就说让我们马上搬走，他明天就要房子。

  妈妈面对这种霸道的占领者，知道和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更不要去求他们，所以一句话也没讲。他们走后，妈妈定定神，马上去30米外的郑家，请求租他家的客厅过渡。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郑先生是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那一幢四层楼连半地下的底层都是他家的。客厅在一层，挺大，占了一层的一半面积，还带一个向着马路的大阳台。我们一秒钟也不敢耽搁，收拾的收拾，运输的运输。袁妈、刘妈还有我和哥哥就成了搬东西的主力，像蚂蚁一样，穿梭来往，东西一放，马上回来，真叫马不停蹄。

  下午，那个日本人又来了，一看，按住这件说“这不要搬”，又按住那件说“这也不要搬”。他一转身，我们马上就搬走这件。记得客厅里有一张红木镶边的大理石桌，我和哥哥抬起就走，重也顾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多路，出这么大力。晚上，大家累得连铺盖都不打开，在堆得满满当当的郑家客厅里，靠在行李卷上，腿疼得没地方放。天亮又接着干，等上午日本人来，基本上就剩下一个空房子了。他愤愤地说了句“我不要了”，扭头而去。这场斗争我们虽获全胜，但往回搬可就搬不动了，搬了一个月，还交了两边的房租。朋友们说打仗以后，房租都停交的。妈妈说，人家肯给我们救急，就感激不尽了，怎么能再这样！

  香港大学的师生在战时组织了护校、救治伤员等工作，停战后也没解散，考虑到经过18天的战乱，各家都将断炊，便让住在近处的家属们也到他们的食堂吃饭。我家也享受了这份照顾。妈妈、婆婆、熊婆婆和我们兄妹共五人便一天三回往港大跑。在港大吃了一个多月，日本人开了粮站，按户口本配售平价米，港大的特殊照顾也就停止了。

  后来，妈妈被介绍到赞育医院做事务员。赞育是一家妇产医院，在西边街上，离家也近，当时有这么一份工作真是不容易。

  夏天，华仁书院复了课，是所男校，只能哥哥去上学。我的学校成了医院。战后，校长也入了集中营，我就在家“博览群书”。“群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小学生文库”，马鉴伯伯家回内地时给的，有100多本，公民、历史、地理、化学、生物都有。而我专看童话、民间故事和小说，多半能看懂，比如《黑奴魂》、《天方夜谭》等。午饭后，我下山给妈妈送饭去，就留在医院做妈妈给我指定的算术题，等妈妈下班一块儿回家。

  我每天做算术题的空房间大概是医院的教室，中间一张长条桌，一排窗户临着西边街，窗下放了一张没有挡头的铁桌，罩着洁白的床单。我不敢把床单弄皱，更不愿意看窗外的悲惨人群，习题做烦了，就只有拿墙角那副人骨标本解闷了。那是一副完整的人骨，吊在支架上，各个关节有铜丝连接，不但能动，还很灵活。我拉住它的手一拽，它就稀里哗啦地摇摆一通。那时我人矮，视角低，没有和那龇牙空眼的骷髅头面对面，否则是不会那么开心的。做一会儿题，和骷髅跳会儿摇摆舞，时间也就过去了。

  战争进行中间，朋友们相互都是生死不明，家里只来过一位客人，就是给爸爸做坟的石匠。他看我家在半山，面对敌人的炮火，目标显著，让我们到山下他家去躲避。才相识不久的人，冒着危险上来关心我们孤儿寡母，妈妈十分感动。

  停战后不久，就听说我们原来的房客弗朗士牺牲了，陈寅恪伯伯一家，还有梁漱溟先生都逃回内地了。楼下住的梭特先生入了集中营。他的厨子把家里的罐头给他送了去，说是梭特变得又老又瘦，在集中营要干苦力活儿，还挨日本人的鞭子，见到这位中国仆人竟痛哭失声。房客贝特兰入了战俘营，日本投降后，他写了一本书——《在战争的阴影下》，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四十多年后，他将原稿寄给了我哥哥周苓仲，由我哥哥译成中文，编入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国际友人丛书”，也算是一种缘分。

  熊婆婆在交通恢复之初就回上海了。走之前，她希望和我妈妈一起去看望一下蔡元培夫人。我妈妈说，小报记者知道后，会对三个寡妇凑到一起做些无聊的文章，所以就让我陪她去了。蔡夫人我以前见过，蔡先生两年前在香港去世时，我父亲主持了他的丧葬大事。经历了战乱，蔡夫人更显得瘦弱憔悴了。

  最后，我还陪她过海，去万国公墓给熊公公上坟。墓地虽中过炸弹，但熊公公的坟无恙。再问蔡元培先生的墓，看坟人说没有这坟，我们以为炸坏了。正遗憾时，看坟人恍然大悟似的说：“你们要找蔡子民吧？”熊婆婆哭笑不得，只好点头。原来碑上刻的是“蔡孑民先生之墓”，看坟人认为是“子”字。蔡元培先生的墓碑被弹片崩掉一角，幸无大损。

  香港人不堪日本的统治，日本人也维持不了这一百六十多万人的香港，回内地的人很多。人走得多了，一方面日本人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大量搜刮民财。凡是上船的，担子、行李都要打开让他们搜，好东西，他们就要了；看不顺眼的，或有怀疑的，就顺手扔进大海。我们在香港没有基业，单靠妈妈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六口的温饱，也不愿过这种亡国奴的日子，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未可测，所以妈妈决定我们也走，回内地。

  走之前妈妈带我们去和爸爸告别，坟依然是土堆，妈妈在一边坐了许久，以致我们玩得都打起架来。妈妈流着泪喝住我们，指着土堆说：“这是你们爸爸的坟哪。”我们才又悲从中来，乖乖地挨着妈妈，低着头坐了许久，惭愧不已。

  别了，香港。别了，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