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新中国成立伊始，随着中国共产党各省委员会的建立，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省委书记。他们在战火硝烟中经受锤炼；他们领导人民群众接管城市、建设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他们带领群众恢复生产、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本书介绍了彭真、黄敬、林铁、程子华、乌兰夫等29位开国第一任省（市、自治区）委书记的事迹，展现开国建国的巨大艰辛，启示人们更加珍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

  [上期回顾]

  1949年，林铁成为开国第一任中共河北党委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乌兰夫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乌兰浩特举行，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政府主席。5月31日，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乌兰夫任书记（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成为开国第一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乌兰夫”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乌兰夫幼名庆春，原名云泽，蒙古名乌云达赖，1941年改蒙古名为乌兰夫。

  乌兰夫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蒙古族家庭，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考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土默特旗高等小学，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成为“早期觉醒的蒙古族青年”的杰出代表。

  1925年11月，乌兰夫离开家乡前往苏联求学，一路同行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伍修权等。在开往苏联的轮船上，乌兰夫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胸怀救国志，肩负民族托”，表达了乌兰夫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乌兰夫在第1期第6班学习，由于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被允许提前毕业，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参加军训，然后被调到东方大学政治班做教学翻译。

  1928年6月，在国内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乌兰夫坚决要求回国工作。

  1929年6月，经组织批准，乌兰夫从苏联绕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内蒙。回到家乡后，乌兰夫以故居为中心，在周围村庄建立起十几个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抗税斗争，在蒙古族青年中秘密发展党员，为党培养民族干部。不久，乌兰夫接任了中共西蒙工委书记职务。

  乌兰夫的革命生涯，给自己家庭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家中的房屋先是被日本侵略者、后被国民党军3次焚毁。据目击者说，日本人焚屋的大火几天几夜未曾熄灭，家里的所有家具、书籍均被付之一炬。乌兰夫的父母只得背井离乡，乞讨为生，在颠沛流离中先后故去。乌兰夫的胞弟云浦，曾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蒙古支队队长，作战勇敢，牺牲时年仅35岁。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加紧了对内蒙古地区亲日派的策动和扶植，对内蒙古地区采取公开的军事占领与隐蔽的政治阴谋同时并进的政策，为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在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乌兰夫领导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举起了内蒙古人民抗日救亡的义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罪恶企图。

  由此，百灵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草原小镇，一夜之间名闻遐迩，鼓舞了全国人民御侮救亡的斗志。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这是“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

  1937年10月，日军进犯归绥，当地驻军不战而退，唯有乌兰夫率领的蒙旗独立旅从固阳星驰至归绥南郊，与日军血战一昼夜，给予敌人重创。

  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成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领导人全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中央委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复杂的重大问题，乌兰夫不负重望，立下头功。

  1945年10月，乌兰夫受中央派遣去苏尼特右旗，解散了“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组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亲任主席兼军事部长。1946年初，乌兰夫率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团赶赴承德，与东蒙自治政府代表团谈判，经过耐心诚恳的说服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得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建立统一国家的方针。1947年5月1日，乌兰夫在乌兰浩特主持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诞生。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内蒙古自治政府比新中国成立早了两年。后来，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了这件事，称赞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3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严重匮乏，江苏、浙江、安徽等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多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导致营养不良，甚至濒临死亡。孤儿院纷纷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告急。康克清也很着急，她与乌兰夫商量，能不能从内蒙古调集一些奶粉救急。

  乌兰夫收到康克清的告急信后，连声说道“可以，可以”。但乌兰夫想，仅仅供应一些奶粉，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时间长了怎么办呢？

  他与内蒙古自治区其他领导商议，提出“由内蒙古人民养活这些孤儿”，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乌兰夫把这个想法向康克清进行了汇报，同时迅速报告了中央，立即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许。周总理在电话里激动地对乌兰夫说：“哎呀，谢谢你们啦！”

  周总理当即拍板，从内蒙古调集专列专护，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一列列火车从遥远的南方来到绿色的草原，天真的孩子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乌兰夫亲自到育婴院检查接送孤儿的情况，看望孩子，嘱咐医院的保育人员要照顾好孩子，治好他们的病，乌兰夫还提出了“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要求。

  自1960年到1963年，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名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7岁，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乌兰夫安排工作人员把年龄大一点、身体好一些的孤儿直接送到牧区，年幼患病的孤儿则在呼和浩特、锡林浩特和包头等地设立的育婴院进行治疗，待这些病儿恢复健康以后，也陆续送到牧区去。

  正像乌兰夫讲的那样，牧民们非常喜爱这些孩子，有的家庭还收养了两三个、甚至五六个孩子。有的甚至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他们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教他们说蒙话、唱歌、跳舞、骑马、打猎，供他们上学读书。以普通母亲的爱心，给了孤儿无私的母爱。

  这些孤儿在蒙古族牧民的哺育下，从小学习蒙语，接触蒙古族文化，既是汉族的后代，也是蒙古族的儿女，长大成人后很多人留在了牧区，成为和他们的养父母一样的蒙古牧民，他们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草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