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上期回顾]

  爸爸猝然离世，很多人来送行，我难过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父亲在世前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们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们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我们藏得严严实实，大气都不敢出。爸爸过来，先转上两圈，假意找不到，然后趁我们不备，猛地捉出一个，“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哐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

  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一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爸爸的拇指戏演过。

  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他也会乐器，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爸爸的一位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位音乐人，爸爸和他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也写过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在上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文具要整齐，所做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作有纪律……”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就教我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也不给细讲，自己领会去。我想着，一个人黑天半夜带着大刀，想偷人家的马又胆小，不敢过去，总之，怪可怕的，就记住了。其实大相径庭。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子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一天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了我和哥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搀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

  家里也常有人来找爸爸，我们管这些人叫“求帮的”。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记得只有一位，爸爸没帮助他。那是个中年男子，穿的是西服，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爸爸很生气，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请他走。那人在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还是用的英语。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就走开了。我趴在窗户上，看那人没趣地走了。爸爸说，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也就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

  有位中国台湾青年要到香港邮局工作，而邮局要求有人担保，其实爸爸过去并不认识他，也爽快地给他作了保。这人就是后来中国台湾政界的“大佬”谢东闵，20世纪80年代，他还托人带了张照片送给我妈妈，向我们问好。

  爸爸和他的学生也很亲近，常有学生到家里来，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游乐会”。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制作游戏道具，准备奖品，布置会场，还要做些点心之类，学生们来都玩得很开心。每学年，他们要公演文艺节目，也到我家来排练，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但总把我“拒之门外”。我听得见，看不到，很生气。我知道，爸爸有时还带他的学生们出游，从不带我，大概是怕我又赖着不走，让学生背。

  爸爸爱说笑话，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笑料，也会拿妈妈和我们俩来调侃，但对婆婆，绝不因为她的出身而不尊她为长辈。对袁妈、刘妈也很客气有礼，就是提出批评，也只是说以后不要如何如何了。

  在中国香港，我们全家最常去的要数陈寅恪伯伯家了。爸爸和陈伯伯是同道，这是一层；我外祖父在陈公三立家做过教师，教过大陈伯伯衡恪，这又是一层；陈伯伯初到香港时，陈伯母就生了病，妈妈把他家两个女儿——流求和小彭接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小孩玩得热火朝天。有这么上上下下的三重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他家搬过好几次，最后在九龙边一个叫Happy House的小区住得最久。到假日，妈妈开了汽车，我们就去了。爸爸和陈伯伯二人谈起来没完没了，我们也不去缠他。流求带了我们到后山上玩。我们四个跑呀，追呀，还满山探寻。找流求、小彭玩，是我和哥哥最开心的事。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他不吃肉，和我爸爸一样，所以他就在我家搭伙。晚上，爸爸、妈妈若是出门去了，梁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和婆婆、袁妈、刘妈聊天，讲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也挤在刘妈身边好奇地听着。我小时候就感觉到，梁先生和我爸爸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