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人们结婚都选个好日子，可是哪天出生就不由自主了。我的生日按洋迷信讲是最糟糕的：13日，还正巧星期五。属猴的一般是1932年生人，可我是腊月，跨了年到了1933年1月，也可以说是1932年的13月，一个生日占了两个“13”，还赶上星期五，大不吉利！

  我祖父许南英公，台南人，曾投笔从戎，当了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日本占领台湾后，他举家奔逃，穷困潦倒，客死南洋。我外祖父周大烈公，湘潭人，是位维新派的老学究，教过书，当过官，还出过国，但他仍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连生七女竟无一男。这成了他的心病。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凡娶他女儿的，必须承诺长子姓周。外祖父的愿望在五女儿和六女儿（我母亲）身上实现了。

  小时候的好多事情我都已经记不清了：比如在北京的家里，外祖父去世了。上海的五姨、五姨父带表姐、表哥，天津的四姨、四姨父带大表哥都来了，宾客如流，小孩儿成群，热闹了十几天，我一点儿都不记得。

  后来，我妈妈随我爸爸去台湾探亲，让刘妈带着我寄住在附近的朋友水家三个多月，我也完全没有印象了。再后来，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全家大小，连全部家当，又乘车又乘船，辗转数千里由北京到了香港。这一切，在我脑中都没留下痕迹。到了香港，我记得的事就多了。一块儿去的有七人，爸爸、妈妈、哥哥、我，袁妈和刘妈，还有外祖父的姨太太。她被送到周家时，我母亲才一岁多，七姨还未出生，我那众多的姨也还都是少年儿童。她分担了我外祖母的不少家务，相互间感情很好。外祖父去世后，我父亲自然就承担了赡养她的义务。我亲外祖母在我母亲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就直称她婆婆。妈妈待人宽厚，爸爸更是奉行博爱、平等。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家是舒畅的，另一方面，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好几年了，互相都舍不得，所以她们毅然离开了京郊的亲人，随我们南下了。

  到香港时，哥哥四岁，我两岁了。袁妈那时48岁，管做饭；刘妈36岁，管卫生。除此以外，还各管各的小孩儿。婆婆那时56岁了，她没有任务，每天学识字、写字，有时还绣花。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绣的都是我爸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全部出自婆婆之手，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真不愧为湘绣的传人。

  我们香港的家在半山区，罗便臣道尾，马路直通进了我家院子，成了一条盲道。原来的罗便臣道是由此上坡通连干德道的，阻断后在路基上建了东西两幢一样的二层楼，我家就在东边楼上。这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住处是爸爸选中租下的，离港大又近，小孩儿也有撒欢的地方，的确理想。

  爸爸妈妈住前面西边那大间，中间的厅当饭厅，东边大间做客厅，我和哥哥还有袁妈、刘妈四人住客厅后面的那个大间。我们这间有个大阳台，客厅也有个门通这阳台。房顶的花棚被台风吹走了以后，爸爸就在阳台上养他的高级兰花了，还养了一玻璃缸各样的观赏鱼。婆婆住最前面的小间，她旁边一间是爸爸的书房。姐姐回来时就住书房。东边小间是食品间，上面是架板，下面是橱柜，还放了一台冰箱，再后面是大厨房。厨房对面就是上楼梯的楼梯间，还有那个小卫生间，最末尾是间客厅。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就住在那间房里，直到我父亲去世，他才搬走。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是奥斯汀7，只有两个门，到后排坐得放倒前排的椅背。过两年，将奥斯汀7换成了奥斯汀8，有四个门，车也大了些。爸爸上下班，参加集会，或外出游玩，都是妈妈开车接送，有时也捎上我和哥哥。香港净是盘山窄路，急转弯又多，妈妈从未出过事故，驾技实在是高，她可能是中国第一位夫人司机了。

  妈妈到香港后，没有到社会上去任职，除了协助并参加爸爸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外，就是育儿和理财治家。她是数学系毕业的，理财治家自然是她的强项，也是爸爸的弱项，他乐得不问家事。

  妈妈育儿有一套科学方法：起床、睡觉的时间是铁定的。吃饭定量，一人一碗，各样营养丰富的菜一人一盘，都得吃光。有一次，袁妈做的肉馅苦瓜（湖南人爱吃苦瓜），我俩把馅子掏吃了，剩下苦瓜圈。妈妈来检查，勒令吃下。二人只好光嚼苦瓜，真是“苦不堪言”。早饭半斤酸奶，不给放糖，晚饭还得喝半斤鲜奶，直吃得我从小就是个挺胸凸肚的胖子。妈妈还将橘子皮切丝，用糖腌一下，又甜又苦，抹在面包上吃，说是对身体好。夏天还要买一种细细的药蔗煮水，药味很浓，味道也不好，说是可以去暑气，着实锻炼了我的味觉。

  我们放学回家，喝一杯水就得坐在书桌前。我和哥哥的书桌是对着的，妈妈坐在中间就像排球裁判那样，监督着我们两人做作业。学校留的作业不是很多，做完了就开始上妈妈教的中文课。因为我们上的都是英制学校，中文课相对较少。读书、背诵和作文是主要内容。作文写好后妈妈修改，改好了再抄一遍，我们还得把改过的作文背下来。背错一字得挨一下手心板子。或者做错什么事，犯了什么错误，也在这个时候来“审问”和惩罚。哥哥聪明，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认错，连声保证“下次不敢了”，所以他挨打很少。而我则死犟不服，噘着嘴瞪着眼，即便知道自己不对也不肯认错，气得妈妈连打带拧。打痛了，我就张嘴大哭大号，目的是搬救兵：袁妈、刘妈还有婆婆听见就都跑来拉劝。我知道妈妈怕邻居嫌吵，最恨我号叫，我偏偏就号。我有两颗乳齿就是妈妈拿毛巾堵我嘴给塞掉的。

  我六岁时，妈妈买来一架钢琴放在客厅里。抬来时，我觉得这东西挺好玩儿，还挺高兴。殊不知没过多久，这就成了我挨打的另一场所。钢琴老师每周来一次，哥哥也学，但妈妈对他没有要求，让他玩玩而已；而我每天上学前得练习半小时。妈妈坐在钢琴一头，一手拿着尺子，弹错一音就顺手敲一下指头，也挺疼的，所以我边哭边练是常有的事儿。爸爸不赞成妈妈的教育方式，有一天早上他们两人在客厅为此吵了一架，妈妈还打了爸爸一下。爸爸生气地上班走了，我吓得噤若寒蝉。直到中午在饭桌上，我看他们又和好了，我压抑了一上午的心才放松下来。自此我练琴用心多了。

  妈妈很少有吻我、抱我的亲昵举动，也几乎没和我们玩过。说实在的，我挺怕她的，我们家里是严母、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