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可以用来做奶酪，动画片里的恐龙也需要做分类学研究；蝴蝶效应是真的，瑞士有一只蝴蝶引起了巴黎下雨；纳米尺度的烤面包机和纳米尺度的面包是存在的；土拨鼠到底会不会啃木头，可以啃多少木头，也值得做个实验；有一种奇怪的昆虫叫作拖车虫的，会集体在一个叫作加油站的地方觅食，人类学家也详细研究了这种昆虫的生活史；小朋友受伤之后爸爸妈妈亲吻伤口会有疗效吗，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心脏病学术语太吓人又有歧义，对健康不好，需要使用“政治正确”的心脏病学术语；鲍勃·迪伦的歌词里包含深刻的数学原理，数学家要据此研究爱情了……

  放在数年前，很少有人认真去想这些，至少正儿八经研究这些“学问”的人不太可能受到社会特别是科学家的关注。这一现象的改变与一个人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便是本书作者马克·亚伯拉罕斯——《不大可能的研究年报》的主编。当然，他最引人注意的当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搞笑诺贝尔奖”的发起人。

  虽然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上，科学权威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非权威仍旧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甚至大有作为。这一点，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笃信不疑。他在新作《大繁荣》中就曾指出这么一个现象，“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表大多数人）”。

  前几年，非常喜欢一档从日本引进的电视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要说这节目其实非常简单，即参与者用最简单的材料去模仿一种现象。就这样一个看似极其平凡的节目，结果吸引各种不同年龄群体热情参与，许多节目妙趣横生，极富想象力。反观我们的一些节目，依然满足于“明星搭台，歌舞唱戏”的老路子，看不到对创新有什么诱导和激励。

  相较而言，“搞笑诺贝尔奖”就像是一个有效吸引诸多人士热情参与的科学综艺节目。许多研究看似荒诞不经，实际又蕴藏着极其有趣的学问。特别是有的研究跨越数门学科，即便是事后证明根本没有什么联系，但也是以科学的态度去否认某一命题，而非信口开河。换言之，否定也是基于科学意义上的否定，否定也会变得有价值。

  科学离不开严谨，当然不可能仅靠搞笑的噱头便可收获成果。但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弥漫于社会的创新，其根本一点在于敢于反思、善于反思，滑稽、搞笑有时也是一种研究创新的动力，比喻在嘲笑别人把手机掉进厕所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给如厕时无处安放的手机寻找一个好的所在。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