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遭遇两次地震、失去女儿、失去双腿、失去婚姻……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灾难、悲伤和疼痛，廖智没有倒下，没有逃避，没有放弃，在绝望中一步一步找回希望和梦想！
失去双腿，“穿”上假肢，哪怕摔得遍体鳞伤，也要学会自己走路；失去女儿，把爱深埋心底，前往雅安，在余震中坚持救援，被称为“最美志愿者”；失去婚姻，不放弃自己的梦想，登上舞台，跳出震撼人心的舞蹈……廖智，一个永不放弃的女孩，面对逆境时的乐观和勇气，一定可以激励你！
[上期回顾]
疼痛让我想到自己砍断双腿，一个陌生男孩拼了命地救我。
被送到医院后，我就被放在了地上。那时候余震还在持续，医院内外都挤满了人。真的，躺在地上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手脚不全的，浑身是血的，活人死人都堆在了一起。医生和护士跑过来选人，挑出还活着的再转移到医院大厅——我就是从死人堆里被选出来的。
进了大厅，还是没床位，医护人员临时把我搁在了一堆棉絮上，赶忙又从伤员堆里挑出伤势重的先做手术。很多人缺了一只耳朵，少了一半脸，甚至没了手，但都算是轻伤，排不上手术。我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身上的压力一旦松开，所有的淤血就会回流，极有可能导致肾衰竭和败血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虽然我被埋在下面的时候，还能保持精力跟外面的人对话，但一被救出来，整个人就虚脱了，话都说不出来。医生看了之后就觉得太危险了，必须马上手术。
其实，在来医院的路上，我就跟陪我一起的表弟说，腿肯定保不住了。表弟安慰我说不会的，但对我来说，失去腿与保住生命相比，已经不重要了。果然，到了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发现我的双腿已经萎缩变形，惨不忍睹。当时我已经完全没有痛觉，整个人都麻木了。
医生说，双腿坏死，只能截肢。没有家属签字，是不能做这么危险的手术的。表弟的年龄不够，没资格签手术同意书。我说：那我自己来签吧。医生很疑惑地问我：你确定你能做主签这个手术同意书？我说：你们不要犹豫了，再犹豫，我就死了。
当时，我不停地冒汗，呼吸已经很急促，这和婆婆死前的征兆很相似。我必须要赶快做手术。有没有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活下去。
签完字的那一刻，一旁的表弟突然大哭起来，他拽着医生和担架边哭边吼：“不许你们把我姐推进去！不许你们把她的腿拿掉……”
他声嘶力竭的样子，让我的心也被牵扯得阵阵发酸。这个平时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男孩，竟这样爱护着我这个姐姐，我的眼泪也跟着滚落下来。我抓住他的手，问他：“姐姐要是没了腿，还是姐姐吗？”他拼命点头。我安慰他说：“那就别拦着医生了，让姐姐有机会活下去。”
接着，我便很迅速地被推进手术室。所谓手术室，不过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帐篷。帐篷里有三个手术在同时进行。我做的截肢手术，按常规操作是要打全麻的，但在那个时候，条件不允许，没有药，没有专业的麻醉师，就只能接受半麻处理。
在接受半麻时，我全身一直在发抖，又冷又怕。好几个医生过来按住我说：你不能抖啊，抖成这样，我们没法给你顺利推麻药。他们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麻药推进去，注射完毕之后，问我有没有感觉。我说：好了，没有感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害怕，想睡，可又睡不着。整个手术的过程中我都很清醒，能听见他们所有动作发出的声响。
没有任何东西遮住我，只有一个帘子挡住了我的肚子。隔着那个帘子，我就要永远告别我的双腿了。电锯的声音清晰地传来。
手术的时间比我想象中漫长。我一边做着截肢手术，一边跟医生们聊天。地震之后，经历了太多的抢救和手术，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已精力透支。最初，我鼓起勇气和他们聊天，只是不想让他们因为过度疲劳而在手术过程中睡着了。聊着聊着，我自己竟然也开始轻松起来。地震之后，我还没有太多时间去回想这一切，当我再把这些经历拿出来聊的时候，我选择的都是那些荒诞、可笑的段落，比如我一开始以为是谁家的天然气爆炸，后来被埋下去的时候又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了，脑海里居然还想着要怎么抢救我们家的电视机……听着听着他们也乐了，也开始跟我聊。
手术做完了，我被抬回到棉絮上，吸着氧气，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又看见外面那成堆的伤者。这时，爸爸和前夫终于赶回来陪我了。此时，他们已有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瞬间，我的鼻子一酸。我说：爸，我没事。你们都睡吧，就在这里，就地睡一会儿吧。他们实在没有精神了，就躺在我身边睡着了。
渐渐地，我开始为恢复而努力了。在床上，我开始挪动屁股，尝试着用屁股来行走，争取学着做一些事情。在那种奇特的行进中，两个短短的断腿包好像棒槌一样，很怪异甚至显得很有趣。我就索性摆出各种pose（姿势），让朋友们拿手机给我拍照。对我来说，这样做，一是打发时间，二是能够转移注意力，能让我暂时忘了伤口的痛。
时间久了，医生和护士都喜欢来我这儿，因为只有这里有笑声。
这场残酷的地震，已经夺走了太多太多的生命。每天都要面临无数的生离死别，对负责救治伤患的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伤痛。当时的灾区，医疗资源非常紧缺，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经常几天都不能睡觉，更别说回家了，他们早已劳累过度，却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非常不容易。
医护人员说，每天工作中唯一的盼望，就是到我的帐篷里来，因为其他的帐篷里有太多撕心裂肺的哭泣和尖叫，太难受了，太压抑了，只有这里，还有笑声，可贵的笑声。听他们这么说，我完全感同身受，在伤痛面前，谁能只靠自我安慰来坦然面对呢？到了后来，连救助医院的院长——一个中年男人，每天也都会到我这里来小坐片刻。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点心理压力。
当时我的身边，还有三个非常好的闺蜜。一个是舞蹈学校的同事；另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还有一个是大学在校生，她也是我的初中同学，从北京直接赶回来的。每天晚上，她们仨都会形影不离地陪着我，直到我睡着了才离开。
一天晚上，我听见帐篷外面有人在哭，是她们三人在交谈。她们说：廖智以后怎么办啊？她现在这样，老公都不来陪她……接着又开始分析自己能为我做些什么，尽力在想能帮我的办法。说着说着就开始哭起来。
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为了陪我，她们三个人，一个推迟了婚期，一个抛开了学业，另一个辞掉了工作。拥有这样的友情，此生何求？白天，闺蜜们来的时候就像没事人一样，讲笑话，开玩笑。谁又想到，晚上，她们会躲到外面偷偷地为我哭。后来，她们对我说：每次看到你换药，我们都忍不住要哭出来，但心里又告诫自己：别哭，别哭！廖智那么坚强，她都不哭。我如果哭了，就会让她更难过。我不要她难过，我要忍住，每天都要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