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原副书记任彦申的第三本书。在这本书里，任彦申打破“不好说、不便说”的羁绊，全面回答了如何做官、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修身、如何实现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幸福等一系列人生问题。借此书，任彦申与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谈谈心，而广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也能从这本书中找到想要的答案。

  [上期回顾]

  一把手是领导团队的主心骨，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应具备果断而无畏的天性，优柔寡断是领导者的致命弱点。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人就是在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贯正确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普通人犯错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伟人也会犯重大错误呢？普通人犯错误，其危害和后果是有限的，而身居要位的领导者犯错误，其波及面要大得多，甚至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任何错误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脱离为基本特征的。

  一种情况是认知能力不足，片面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和错误的行动。

  另一种情况则是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当一个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无所顾忌行事时，他们的劣根性就会充分释放出来，随心所欲，胆大妄为，什么错事坏事都可能干，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领导者在什么情况下容易犯错误呢？历史上一些重大错误的发生有什么经验教训呢？

  于幼军在《 社会主义在中国（ 1919—1966 ）》一书中谈道：“翻阅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笔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临艰难困苦、大灾大祸，不管处境如何凶险，条件如何恶劣，毛泽东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其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而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毛泽东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其中究竟，实难说清。”

  这段话讲出了人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在顺境和得意时，很容易被成功和荣誉冲昏头脑，忘乎所以，盲目决策，导致错误的发生。顺境时人们往往只看到有利因素，而忽视不利因素和潜在风险，从而导致误判形势，盲目行动。连续的成功会使人骄傲自大，过高地估计自己，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干。面对众人的赞扬和吹捧，某些人的虚荣心也会迅速膨胀起来，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明知错了也不肯罢手，一意孤行地把错误进行到底。

  过去，我国在政治领域中最大的失误是“左”倾，只反右，不反“左”。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1959年反右倾斗争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全是“左”倾思想惹的祸，最终演变成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内乱、十年浩劫。与政治上的“左”倾相对应的是经济领域中的急躁冒进，这也是一种顽症。一旦形势好转，建设有成，便开始头脑发热，大干快上，急于求成，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开始瞎折腾。其结果，必然是比例失调，结构失衡，一年冒进，三年调整，大起大落，不可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近年来，中央一再告诫全党不要瞎折腾。全局性的瞎折腾避免了，而局部性的瞎折腾仍然随处可见，急躁冒进依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面临的重大危险。

  有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提出来的，也被称之为“阿克顿定律”。同样，绝对的权力也会导致绝对的错误。

  当一个人刚刚走上领导岗位或新到一地任职时，根基还不稳固，关系尚未理顺，经常会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或批评的声音，权力的运作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时候，作风会比较民主，做事会比较谨慎，不容易发生错误，即使有错误也能及早发现和纠正，不致酿成大错。而当他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拥有了足够的权力、势力和权威，可以说一不二了，这时，犯错误的机会就到来了。在他做出错误的决定时，有些人出于私爱和尊重而盲从，有些人出于畏惧而默认，有些人即使反对也无力改变，于是，导致了重大错误的发生。

  对领导者来说，不是权力越大越好，也不是权威越重越好，因为过大的权力和过重的权威往往是铸就大错的重要因素。当你的权力畅行无阻地运行时，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危机正在到来，是自己应该警惕的时候了。当一个地方形成了个人独断专行的权力格局，一把手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时，上级部门应及时地调换一把手的工作，让他到新的岗位去接受新挑战，开创新局面。这不是对他的不信任，而是对他真正的关心和保护。

  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着重从制度方面反思“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过去因为制度不好，把他（ 毛泽东 ）推向了反面。”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失误中总结出了中国政治体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五大主要弊端，这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中最根本的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正如邓小平所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群众的选择。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必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天下大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就会落空。

  新中国成立后，沿袭了原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对社会政治生活拥有全面的广泛的领导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也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单位所有的公共权力。由于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必要的分权制约机制，党的领导权很容易变成党委书记个人的权力，形成个人专断、个人独裁的局面。一旦党委书记决定了的事，其他领导干部即使不同意也无力改变。一旦上层发生失误，下面很难抵制，从而把整个社会席卷进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不少改进、改善和改革，但是并没有革除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根本弊端，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反而更加强化了。这种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有利于政令统一，提高工作效率，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弄不好，也会造成集中力量办错事、干坏事，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