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导演李安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站在荣耀的巅峰，李安却告诉所有人，他眼中的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他，两次高考落榜，却意外步入舞台生涯；他，从纽约名校高分毕业后，遭遇“毕业即失业”；他，在美国做全职“家庭煮夫”，整整六年；人往四十岁走，他才华满腹，却只能在剧组守夜看器材，做苦力。他“不好意思再谈什么理想”，却不知理想已深埋心底。

  [上期回顾]

  二年级升三年级暑假时李安和同学环岛巡回公演，大伙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演出空闲回到家，父亲看到又黑又瘦的他，却很是来气。

  念电影选对了路

  1980年拿到戏剧学士后，我同时申请了伊大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我将转念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的想法，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本来希望我继续念戏剧，拿博士，将来好教书，最后还是同意我念电影，学费及拍片花销家里会帮我。

  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

  真搞创作的，其实没什么高深学问。拍片实务是街头智慧，靠的是临场的机变反应。可是想法的成形，却是个复杂的过程。

  我在纽约大学拍片后才发现，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绝、分析电影头头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那么简单的事情，他都反应不过来。我这才知道，读理论和拍片根本是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才分。当然，有些人像戈达尔（Jean-Luc Godard）、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两样都具备，但这种人真的不多。

  身段高的人常常拉不下脸来放胆一试，较难突破现状。我觉得人的自尊和他的知识背景有关，而创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现成观念的。

  在台湾升学体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观念，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高下，在这种科层里，从小学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处的地位始终徘徊在吊车尾阶段，反而是一种解放。

  到了艺专，我第一次可以抛开以往的价值观，像个新生儿般地重新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间好大学。

  毕了业，服兵役剃光头，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进入社会往前走了，我还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就不一样了。

  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学时光。一拍片就很快乐，会想很多点子实验。学校经常放犹太假，有时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个人都没有，我第一次觉得放假心里不高兴就是在NYU。放假不上课，我觉得损失了一天，心里头真的很在意。

  NYU电影制作系研究所的训练算是很扎实，三年里把电影的前置、后制都摸过了，通常毕业作得花上额外的一年时间完成。每个学生要编导五部作品，包括默片、音乐片、配声片、同步录音片及毕业作。这里以栽培导演为主，上课时，有时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名片的结构与拍法，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拍片及讨论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时可练习创作过程、领导统御及被批评时要何以自处。帮别人拍片时，则有机会触及各部门的基本技术。虽然都是入门，但我学到了初步的整体制片及导演的概念。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NYU的奖学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Fine Line）。

  记得拍摄《分界线》的头四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到了最后阶段，还差八千多美金，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缴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从“缺席”到荣誉博士

  1984年的毕业典礼，我没出席，和NYU的同学罗曼菲、刘静敏、平珩一起到刘静敏所住的大楼屋顶水塔旁，照了些硕士照，硕士袍还是平珩租来的，大家轮流穿，照大头照寄回家交差。

  十七年后，2001年5月10日，母校NYU在第一百六十九届毕业典礼上，颁给我荣誉博士学位，弥补了当年缺席的滋味。我想父亲心里也会很高兴，因为他向来希望我多念书。

  典礼是在纽约华盛顿广场举行，在场观礼的有穿着紫色长袍的五千名应届毕业生及一万多位家长，NYU董事格利彻（Mr．Gleacher）引导我们五位荣誉博士上台，艺术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科尔曼（Julie Corman）在致辞介绍前，也用中文向我道了“恭喜”，随后由校长奥利弗（L．Jay Oliver）颁发证书，格利彻为我佩戴象征荣誉学位的披带，教务长斯特德曼（Harvey Stedman）为我戴帽子。我挥手致意，谢谢大家的抬爱。

  返回母校，看到学弟妹，心里很高兴。代表致辞时，我开玩笑地说，在学校学了很多，但我大部分都忘了，只有一样难忘，就是不断学习、勇于尝试及面对失败。

  NYU的教育方式很务实，我学了不少实务，都是吃饭的家伙。我觉得新的台湾电影常常瞧不起技术，但在NYU时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一种求生训练，大家机会均等，一起出去拍片，各部门的技术都摸得到，但不专精。同时还要学着当领袖，让人听令办事，那时是领导三五个人，现在领导三五百人，但原则类似。

  我一拍片就会忘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导演（director），就是给方向（direction）的人。从学生时代起，我拍片就有个目的：想练习一样新技巧。学生阶段，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想表达，职业拍片后就有话要说，而不再只是练习新招了。直到现在，我还保持这个习惯，每拍新片总希望能触摸一些新技术。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多好奇心，学到某个技术，就会有快感；而且我希望做出不同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就有很大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