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广东汕头一内衣厂发生火灾，致14人不幸遇难。12月5日下午，汕头市公安局召开发布会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由于被作坊老板欠薪3000元而纵火，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更多的细节在被披露出：据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交代，前几天他向内衣厂老板邹某某的丈夫追讨被拖欠的3000元工资，但对方以1000件原料欠缺要扣其500元，致其心存怨恨。这是造成纵火案的导火索。与此同时，这家内衣厂也被发现仅仅是一处家庭式作坊，不仅天天加班，火灾时通往可逃生阳台的天井也被锁死，导致至少6名工人无法通过阳台逃生，这是造成巨大伤亡的直接原因。

  其实已经不必再去等待真相完全呈现，我相信许多围观者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丧心病狂的纵火行为当然要严惩，但这首先是一起关于廉价产业工人的悲剧。小小的家庭作坊中，劳资双方力量悬殊，欠薪行为由此发生，而因为个体维权成本太高，被欠薪的工人只能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被逼急了就很可能出现过激行为。大火之后，必须反思讨薪机制的缺漏，也必须“重新看见”可能大量存在的“血汗工厂”。

  我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焦灼之心，不过其中显然隐含着一个危险的前提认可：刘某某的纵火行为是不到位的社会机制“逼”出来的。可是，有什么比生命的价值更大？不管怎么样，通过纵火这种极端行为伤害无辜的人，都是极端罪恶的。

  换句话说，就算关于欠薪的预防机制是齐备与有力的，纵火的“刘某某”们就不会出现吗？恐怕也未必。事实上，诸如欠薪之类的生活难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稍有纠葛就恶向胆边生，那社会的整体安全又何以保全？正因如此，一味去指责“社会”与“机制”显然有些极端化了。更应该追问的还是刘某某的人格缺陷与行事态度：他是否有着太过偏激的性格？

  一起惊天大火，值得整个社会为之省思，但把主要问题都归咎于社会，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任何一件事，或多或少都在折射整个社会，但这并不能简单推导出：刘某某只应承担法律责任，而无道德上的罪恶感；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暴力与凶残都可归因于泛泛的“社会”与“机制”。专栏作家连岳说：我们都是体制，体制的改变必定是由公民的个体努力而造成的，以此类推，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机制的部分？我们是社会安全机制的一部分；是社会道德机制的一部分，也是欠薪等社会问题理性纠偏机制的一部分。把所有问题都泛社会化与机制化，而忽略个体者的恶，固然分析畅快，其实无助于厘清事情真相与消除隐患，因为恶，很多时候都是由具体的情况迥异的个人制造的。（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