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又不肯游商海，宁愿逍遥自在地混日子。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两个人在交往中互生情愫。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无奈天不遂人愿。一蹶不振的他干脆做起了隐士……
[上期回顾]
前妻茉莉想和我重归于好，可被我拒绝了。她离开后，姚睫也突然失踪了。此后，我以前妻的名字开了一家“茉莉咖啡馆”，刚开始生意还不错，后来却急转直下。
生意不好的原因非常简单：我的咖啡馆开业之后，正好赶上“星巴克”在中国展开了一轮势头强劲的扩张。连我们那条胡同的斜对面，都盛大开张了一家“星巴克”连锁店。在跨国巨头的挤压下，附近几家小资情调的店面纷纷倒闭。会计师房东前来视察时，一眼就看出了我举步维艰的现状。随后，她向我推荐了“服装出口转内销”“红茶绿茶铁观音”等几个项目，还说自己认识不少供货商，可以介绍给我。这位阿姨倒是好心，但却被我拒绝了。
只有熟人才知道，这家店不是为我自己开的。假如说当年咖啡馆还是我梦寐以求的玩具，那么经过了后来那场婚变，它就成了我对茉莉的最后一个承诺。我仿佛也有了和茉莉一样的强迫症了，好像不把这件事折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是一个全没心肝儿的人。我已经没钱没业没媳妇儿了，再没点儿心肝，那还不如直接去死好了。
就这么勉力维持到那年秋天，夯地基的声音隆隆传来，我便眉开眼笑地过去观摩首都建设。开工这一天，因为是破土之日，喜庆的气氛非常重要，所以每辆工程车上都装了扩音器，播放的是《北京颂歌》。在音乐中，我则没出息地打着小算盘：如果能够咬牙坚持到商业区成形，咖啡馆的生意一定会有决定性的改观……好在房租交了三年的，离到期还有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如果再使使劲儿，应该能撑得下去……
就在这种神思恍惚的状态中，我出了事儿。大概是我眼花了吧，在街对面的人流中，我依稀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又白又亮，挂着笑，那么像桃儿。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那是姚睫吗？我不由自主地往街对面走过去。那个“姚睫”已经转过了身，往不远处的立交桥方向走去；穿过那座桥，就是地铁站了……我加快脚步，想叫她一声，但嗓子里就像塞了什么东西，再也发不出声音来……然后，我眼前一花，随后感到自己迅速变矮，大团黑暗涌进我的眼睛，随后是脑袋。我在头顶上的一片惊呼中不省人事了。
这起事故对于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说，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那个下水道井盖，不知是因为拆迁改造的需要被暂时移开了，还是被哪个犯了酒瘾的小混混卖到了垃圾站，反正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稍微有点眼力的人无不绕道而行。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就像丢了魂儿，冒冒失失地直奔那个大洞而去，旋即消失。
施工方为了息事宁人，答应承担我的治疗费用，并且同意给我在北京郊区找一家疗养院，调理一段时间。腿好了一点，腰也没那么麻了之后，我就摆脱了轮椅，借助双拐在疗养院附近转悠起来。出了那起事故，我已无法拖着半残之躯去维持那个半死不活的咖啡馆了，对这事儿的态度也不得不豁达起来：既然我曾经把它开起来过，对茉莉、对自己都算是有了个“交待”，那么又何必在乎能开多久呢？
店员打电话来，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开张。我说：“随你们便吧。你们要是找着好工作就走人，顺便帮我把‘店铺转让’的告示贴上。”过了几天，果然有不少人打电话来，表示有意接手店面。但这个时候，我却又钻起了牛角尖，对他们宣布：我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不能改变经营类型，还得接着开咖啡馆，而且名字必须要叫“茉莉”；二是店内的装修摆设一概不许改变。这么说的时候，我的感觉相当悲壮：茉莉啊茉莉，你看到了么？鄙人虽然无能，但也可以成为一个持之以恒的人。
刚开始住院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来看我，很多在咖啡馆赊过账的家伙都假惺惺地给我拎来了香蕉苹果大鸭梨。后来听说我不想开店了，他们便像商量好了似的集体消失，留下了一抽屉白条儿。到最后，能够隔三差五来一趟的，只剩下了B哥和他的老乡小妹子。
根据医生的判断，我眼下的精神状态已经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先兆。在医生的理论里，大部分死于自戕的文化名人身上都能找到精神疾病的影子：屈原、贝多芬、海明威……尤其是海明威。“你要这么说我还挺光荣的。”我说，“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按你们的标准，什么样的人才叫没病啊？”“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进了传销组织的那些人可能也是偏执狂……不过有一条，人家热爱生活，这就相对健康……”
“还是说点儿有用的吧。既然得了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我问他，“直接死去还是合法地吸毒——你能给我弄到麻醉品么？”“远没到用药的份儿上。”医生说，“我觉得你应该赶紧从这儿出去，回到社会上，多认识点儿人，像模像样地把日子过下去，没准很快就自愈了。”
就这样，他们先宣布我是一个轻微精神病患者，然后又不负责任地把我从医院赶了出去——因为施工方结算的医疗费用已经到期。记得回家那天，刚好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跟这个家已经阔别了几个月，再走进门，一切都已生疏了。我看着落满灰尘的桌椅电器，心里不禁生出恍若隔世之感。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虽身处闹市，却不与外界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
刚开始，我还能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但是很快就把日期的概念抛到了脑后。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我的日用消耗也低得惊人，过得“环保”极了。每天的饭食，仅仅是早上从副食店带回来的两三个馒头、一小包凉菜或豆制品。刚回家的时候，我把屋子里的零钱全收拢起来，再加上存折里的一点零余，也就是1000多一点——靠这点数目，竟然熬过了冬季。
那年春节，又是我一个人过的。只不过那天晚上，我既没有饭局，也没有酒喝。因为电视被抵了债，春节联欢晚会也没得看了。我关了灯，站在黑漆漆的窗前，看着焰火在夜空里绽开、熄灭，周而复始地把人间照亮了一瞬，心里却不知为何有了一丝温暖。也许孤独到头就是温暖吧。我管不住自己的脑子，不禁又想起了几年前的此时此地，倒像转了世的人回忆自己的前生……当时我可没预料到自己会认识姚睫……那是在元宵节前后吧，她来面试，脸像桃儿，脖子上挂着一副手套，兜里揣着一本晦涩的诗歌理论著作……我跟她什么也没有，但现在想来，居然像经历过一场恋爱。
转眼就是另一个春天了。在万物惊蛰之际，我又重新被卷入了社会生活。经过房东牵线，我和一个名叫欧阳艳的女孩签了合同，把咖啡店续租了出去，拿到了不多不少的一笔钱。而把咖啡店“盘”出去没两天，居然又有一位故人上门来找我，是董东风。
三年没见，他已经老多了，额头上的皱纹特别深，脸也糙了不少。我把脏乱的衣服从沙发上团起来扔到一边，问：“您什么时候从新疆回来的？”“回来两三天了……来办点事儿。明天的飞机，还得赶回去。”“您回来办什么事儿？”
董东风抽了口烟，然后说：“这次回来是办销户。”“销谁的户？”“我太太。”“她怎么了？”“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