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官场史，在漫长的历史中衍生出了独特的官场文化，探讨研究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书中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博采史料，精心编排，真实还原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本来面貌，展示了古代中国官员的生存状况，尤其揭露了隐藏于其中的灰色地带。

  [上期回顾]

  京官是相对于地方官而言的官僚群体，也就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干活的官员。清朝的京官工资虽然很低，但他们依然能够刮到钱。就连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也都曾被一个小小的户部办事员难倒，要贿赂他。

  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我们就拿翰林来说事，对于一个初涉官场的人来说，能够混上一个翰林身份应该说是无上的荣耀。翰林作为皇家人才的储备基地，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们打交道，经常出席朝廷各种重大典礼，是个让人感觉很有面子的职业，地位显赫自不必说。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收入却与自己的地位极不相称，时人常有“穷翰林”之谓。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一个七品京官的年俸把钱粮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两万五千多块钱。那么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钱呢？

  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为七品京官们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这话就是说，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两银子，一年算下来要花销三百多两银子。收支对比，一个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两的债务。如果真是这种境况，做京官成了一桩赔钱的买卖。而在这一点上，似乎也不难找到佐证。光绪年间的京官李慈铭在日记里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

  其实“低薪制”对于官员们来说只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虽然打着为朝廷节约开支的旗号，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它伤害到的往往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清官。朝廷俸禄如此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这话就连皇帝听了，也觉得有七分道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皇帝也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此使得明清时期的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可以原谅的行为。

  当然像翰林院这样清水衙门里的京官是个特例，因为他们手里可供支配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那么，通过权力来获取灰色收入的基本条件也有限。但是为了能够在这条食物链上存活下去，京官们也会学着在钢筋水泥的权力丛林里四处打洞找出路。

  小京官们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的同时，朝廷往往也在有意无意地为他们解决生计之困。朝廷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那就是“得差”，我觉得将其改为“得钱”更为恰当。就是将翰林们下派到地方上办理公务。京官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次出公差的机会，因为可以发一笔横财。

  朝廷下派翰林们的差使大多是乡试主考。国家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担任主考，可以先从户部领取部分路费。正如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账。所谓预支，就是说剩下的也无需缴还。而考官出行，都是由沿途的驿站付给夫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所以朝廷发的差旅费也基本上进了个人腰包。

  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按照规则还会送给主考官员一笔价值不菲的“辛苦费”。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为表敬意所送的礼品）等灰色收入。另外作为主考官，衔皇命选才，既是一种荣誉，又可成为这些举人的“座师”，也就是说翰林是赚大发了，不光有钱收，而且还能收获官场上的潜在人脉，可谓一举多得。

  清朝光绪年间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曾经在他所著的官场日记《越缦堂日记》里，对自己的京官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构。李慈铭当时在户部任郎中，户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一个油水部门，被称为“富部”。能够在户部谋上一官半职，应该是京官们梦寐以求的事。

  李慈铭所在的江南司是户部的第一司，也称“头司”，因为它主管着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李慈铭的郎中是个多大的官呢？应该说不算大，也不算小，正五品，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司的司长。能在户部捞到一个司长当，应该说李慈铭在京城里混得也不算差。更为重要的一点，他所占的位子是令京官们羡慕的肥缺，权力能榨出油水。可就算身居肥缺，也挡不住李慈铭哭穷。按照李慈铭的官场日记里记载，他一年的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正俸、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还有书院的束修等工程项目。

  在日记里，李慈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光绪十三年的收入情况：这一年他得到的工资收入是135两银子（俸银加上养廉银）和大约1200市斤（7.8石）的糙米。按照当时的京城米价大致是一石3两银子，如果按现在的米价和人民币折算，大约是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的100元钱。这样，135两银子就折算为13500元人民币，月工资只有一千来块钱。而李慈铭一年的总收入高达2061.2两、米7.8石，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可达30万元。李慈铭一年的工资收入和实际收入之比为1: 15左右，两相比较着实令人震惊。

  在李慈铭的灰色收入中，我们就拿馈赠和印结银来说，这两项灰色收入主要是指外官的赠送，这也是李慈铭灰色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外官需要在京城各部衙门建立关系网，所以他们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这种送礼的方式还有着听上去很不错的名字，夏天孝敬京官买冰消暑的钱称为“冰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称为“炭敬”、官员离别京城就任地方时的“分手礼”称为“别敬”。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

  即使是那些生财无门的清贫官，逢年过节，也要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座师等人送上节日红包，即便自己不是个见钱眼开之徒，可他们总要为属下着想。古代做官，裸官者很少，基本上都是组团赴任。屁股后面跟着家丁、童仆、跟班等等。还有那些鞍前马后为你服务的书吏、衙役、门子，他们是为了能跟着你风风光光，狐假虎威捞油水。就算京官自己不要一分钱，你又怎能让人家一分不取？如果官员都去学了海瑞，他们也跟着吃不起肉，官员身边早就没有一个帮手了。

  李慈铭在自己的官场日记里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能够扯上关系。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去攀附，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

  从李慈铭的账目支出中可以看出，像他那样的京官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支出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享乐性消费上。他用于馈赠上级等社会交往花费200两，在外面消费时打点的小费（犒赏）100两，与朋友饮宴花去160两；到戏园子听戏（娱乐）消费60两；购书花去200两；包了一个二奶（买妾）花去180两，还有其他30两。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中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记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他对自己下的定论是，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按这种逻辑，如果交际圈子大，不知还要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