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司法事件的讨论，似乎让法院越来越“尊重民意”了。23日上午，河南省高院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判案要充分考虑社情民意，强调对罪行极其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判死刑。

  （8月24日《大河报》）

  很多人说，民意有这么大的能量，大概会是一个好事——让司法多一层民意的监督环节，至少不会是坏事。

  但所有的判决，都应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法律。如果在审判中只是注重“民愤”，把死刑判决的理由或者目的归结为“平民愤”，无疑脱离了“法律至上”的精神。事实上，民意或者说社会监督的意义，在于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事，而不是以民愤大不大作为审判依据。很明显，药家鑫们最终被判死刑，绝不是因为他们“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是依据现行法律，他们没有不判死刑的理由，民意只是起到了监督作用。

  为了“平民愤”而杀人，无论是否经过法律程序，都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秩序下的司法审判，所依据的只有事实和法律，至于判决能否“平民愤”，并不在法官的考量范围。“民愤”是从社会情绪的角度考量问题，而不是法治秩序下的司法考量。在法治没有成为习惯的年代，“民愤”很容易成为处理某些问题的理由，所谓情理难容，于是也就有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法外判断；但在法治社会，法律才是唯一的准绳。

  从逻辑上来看，“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判死刑”，这个提法也很有问题。为了“平民愤”而判死刑，好理解，“依法判死刑”也好理解，但为了“平民愤”而“依法判死刑”很难理解：因为依法判决，就必然是理性战胜情绪所为，反之，为了“平民愤”而判死刑，在情绪甚于理性的情况下，又如何能保证“坚决依法”呢？

  在我看来，法治社会里，法院审判只须严格依法，而无须高调宣称“顺民意”、“平民愤”，司法的天平即可永远标志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廖德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