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随着电视剧《潜伏》的播出，作为余则成原型之一的周镐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1949年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周镐带领警卫员谷彦生等一行，到蚌埠去策反国民党刘汝明部队。周镐预感到此行有危险，便将谷彦生留了下来。谷彦生遵奉周镐嘱托，细心照顾周镐的夫人吴雪亚和儿子,后来才得知周镐牺牲了。

  因缘际会，本书作者认识了吴雪亚，通过采访和整理，为后人打捞出这份不能忘却的“生死记忆”。

  [上期回顾]

  周镐一行人准备去策反国民党部队，周镐意识到此行危险，就留下了自己的警卫员谷彦生。

  周镐，字道隆，又名周治平，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罗田三里桥乡七里冲周家垸的一户农家。6岁读私塾，14岁进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1928年考入桂系第四集团军随营军校步兵科（该校后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这几个月的军校学习对周镐传奇的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几个月后周镐离开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第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1934年春，福建事变的一些参与者被国民政府通缉，周镐只身亡命上海，后又从上海转道返回家乡。不料，一到汉口就被国民党宪兵四团逮捕，罪名是“参加叛乱”。这是周镐第一次被捕（他一生五次被捕），时年24岁。初次被捕，年轻的周镐情绪不稳，心中忐忑不安。负责审讯他的竟然是他的一位旧友。周镐一见是朋友情绪稍稍稳定下来。这位朋友并不审讯他，反而竭力劝导他：“治平兄，你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复兴社（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前身）？这样，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周镐问：“如果我参加了复兴社，过去的一切真的能一笔勾销吗？”朋友说：“是。”周镐遂同意试试。就这样，周镐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开始了他十二年的特务生涯。

  1935年到1942年的短短7年间，周镐的特务生涯极富传奇色彩。这也许是他人生中第一阶段的传奇生涯。他参加军统刚满半年却又遭逮捕，汉口军统调查室指控他是“共产嫌疑”，来势汹汹，结果查无实据，纯属子虚乌有。被保释后，周镐仍在军统任职，但命运就此改变，他得到军统核心成员之一周伟龙的赏识。周伟龙是军统元老级的高级特务、戴笠的结拜兄弟。有他的关照，周镐一定会官运亨通。果然，从此以后周镐仕途顺达,青云直上。不久，他由汉口调任贵州，又由贵州调到广东，再由广东调到重庆，邮电检查、缉私、谍报、督察等等，军统中的各个行当他都干过，大受特务头子、“中国的盖世太保”戴笠的青睐。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从尉官到校官，又从校官到少将，一路畅通无阻。

  谷彦生回忆：从1943年开始，周镐的特务生涯中又增添了谍战英雄的传奇人生。

  故事还得从大汉奸周佛海说起。1943年，抗日战争到了第六个年头，蒋介石、戴笠很想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名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没想到，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主动找上门来了。

  周佛海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典型的朝秦暮楚、善于投机、见风使舵的政客。他一生变化无常，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一大代表变成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又从蒋介石的亲信沦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再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掌握着汪伪政府最核心的部分。周佛海沦为汉奸后，国民党中央曾于1939年7月将其开除出党，8月24日下令通缉。另一方面，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不时派遣情报人员，与周佛海暗中接触，搜集情报和进行策反活动。

  重庆国民党当局一边拉拢周佛海，一边却打击他，目的是使他为重庆所用。1941年，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人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岳父杨自容等人，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软禁。周佛海是个老奸巨猾而又老谋深算的政客，他清楚汉奸不可能永远当下去，再者母亲、妹妹等又被重庆政府软禁，所以一直想与重庆国民党当局秘密联系，给自己预留一条生路。

  彼此双方都有目的，当然一拍即合。1941年春，周佛海领导下的汪伪特工部门破获了一部军统地下电台。周佛海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喜。他以“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为名，将军统的特务、南京站情报员程克祥、彭寿二人秘密解送到周佛海公馆，周佛海对二人不但不严加审讯，反而对他们抚慰了一番，不久还将他们俩安置在汪伪财政部充当专员。在周佛海的严密控制下，电台仍沿用原来的呼号密码，继续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络。一个多月后，军统的情报员发现不对头，立即向戴笠汇报并停止了电台工作。可周佛海不想放弃这个与重庆方面联络的机会，便亲拟了一封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先后去重庆面见戴笠，信中表示了他愿意悔过自新，将功赎罪，听候驱策。戴笠将周佛海的信中内容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戴笠的汇报，正中下怀，他指使戴笠秘密与周佛海保持联系。于是在军统的默认下，周佛海将军统的电台搬回自己的官邸西流湾8号，电台仍由军统人员掌控。

  为了进一步与周佛海加强联络，1943年初，戴笠派周镐化装成商人，与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周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周镐等人秘密接到南京，被安排在南京评事街一位商人家里居住，等候周佛海的接见。

  然而，周镐这一等就是半年，周佛海就是不露脸。周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他有的是耐心，你周佛海不见，我就利用这个难得的闲散时间，熟悉南京的大街小巷，广交朋友。半年时间他结识了一帮汪伪政界军界的人员，包括后来成为他的挚友、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的徐楚光。

  一天，周佛海家里的地下电台被日本情报机关侦查出来，并受到监视。当周佛海的日语翻译彭盛木（台湾人、军统特务）把这一情况透露给周佛海时，周佛海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电台也能被日本人侦知并受到日本特高课的监视。情急之下，他十分秘密地把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从住宅中悄悄撤离，并亲自导演了一场大戏——西流湾8号官邸失火，他将心爱的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烧掉了日本特务机关想要的证据，终于蒙混过关。他在《周佛海日记》中曾记载了这次失火之事。然后，周佛海为此还写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题目为《走火记》，刊登在汪伪中宣部次长章克主办的《大公》半月刊上，静观社会各界与日本人的反应。

  周佛海纵火烧毁西流湾8号官邸后，真是心疼至极。这所西式洋楼坐落于南京的一条松柏掩映的幽深小巷中,当时汪伪政府的官员们称此为“周公馆”。抗战爆发后，各界人士常来这里聚会，或躲避空袭，或密谋政事，这座私宅也就成了周佛海这类人密谋筹划“和平运动”的场所。

  大火被扑灭后, 周佛海“巡视焚毁情形,颇觉凄凉”。汪精卫为了安慰他,准许周佛海一家搬到汪伪政府设在中山北路的“迎宾馆”居住。“迎宾馆”原为孙科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时所建, 时人称“孙科楼”。楼房虽然也算得上精巧雅致，不过在周佛海眼里，它与西流湾8号相比就差远了。

  一者可能是确实没有了与重庆联络的工具；再者，观察周镐也差不多半年了。于是，1943年7月里的一天，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