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谢朝平写作《大迁徙》惹恼了陕西渭南市政府，被警察抓走，在舆论压力下，谢朝平刚刚被放回来，广东顺德警方又上演了一幕抓作家的闹剧——佛山教师元平因发表网络小说《在东莞》，被警方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带走。

  （9月28日《南方网》）

  谢朝平的罪名是非法经营出版物，这事依法该由工商和出版管理部门管，警察抓人，于法无据。但只要领导打个招呼，人还是抓了。警察就是执行者，至于抓人是不是有法可依，都只是技术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是问题。正因如此，元平被抓也就不奇怪了。

  《在东莞》曝光了东莞的色情产业，给当地政府形象抹了黑，于是不抓不足以平“朕愤”。奇怪的是，前段时间，东莞是展开了轰轰烈烈扫黄运动的呀，这证明了色情业的存在。元平的小说，至多是夸张地描写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又有何罪呢？即便是小说涉嫌淫秽物品，那也不是警察该管的事啊。

  抓捕作家，除了说明一些官员想借此钳制舆论以外，还有一个大问题：警察权的边界在哪里？错用或滥用警察权，又该当何罪？

  在所有的公权力中，警察权与人们的生活最是息息相关，它能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因此往往其权力更具有膨胀性、侵犯性，一旦犯错或滥用，危害也就更大。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甚至往往会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而且会将社会带入可怕的对立状态。因此，对警察权力进行最严格的制约就十分必要。

  现在，一些地方的警察只是行政长官的打手，是可以驭使的制度暴力。为了防范警察权滥用，我们不仅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还设置了检察、督察等制约机制。但在现实中，这些力量的制衡效果并不明显，滥用警察权的现象屡屡发生，长官意志到最后往往比什么都管用。滥用警察权的空间之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关部门对警察权的边界定得不明晰，就算是越界了，解释权在人家手里，这个边界也是可以有巨大弹性的，想挪到哪里就挪到哪里，因此，所谓的“越界”也就不好定义了。这就带来一个恶果，滥用警察权是违法行为，但往往得不到认真地追究，其违法的成本几乎为零，如此，随意抓捕岂能杜绝？

  警察必不可少，但如果警察权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公民可以胡乱安罪名，那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人的自由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警察权的无限放大剥夺了公民的这一自由，那幸福何在？和谐何在？公平和正义又何在？

  因此，必须进一步清晰界定警察权，并让滥用和误用警察权的人付出代价，否则，今天抓的是元平，明天抓的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