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

　　《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一书朴实而真切地展现了青年时代江泽民的事业追求和胸怀才智，展现了他的务实作风和远见卓识，内容具体生动，材料翔实，极富史料价值。

　　该书由四个分册组成，回溯了青年江泽民与同事们在新中国食品、制造、电机、电器等重要产业科技前沿领域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历程，全书编撰历时近三年，其中相当数量的珍贵图片属首次公开披露。该书是一个时代敢于创新敢于奋斗图景的缩影，是一名知识分子在实践中成长历程的再现，是一位中共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真实写照。

　　《日出江花》封面

　　有心人注意到，世博会前夕，一套名为《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下简称《日出江花》)的丛书，一共4册，开始在上海热销。

　　4月24日，该书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陆宗寅告诉记者，《日出江花》这套书起印三万册，还没有印刷完，就已经被相关单位预订了两万册，加上要在全国各地铺货，很快又要加印了。

　　“官方背景”的出版物

　　据记者了解，早在2007年前后，上海市有关方面已经开始着手筹备这套《日出江花》，前后历时3年多，“采访了近百名老同事、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档案、史料，征集并拍摄了200余幅图片”。

　　有关江泽民的传记已出版多部：2005年初，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引发巨大反响；第二年，一汽集团档案馆组织编写回忆文集《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同年，上海交通大学编写《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由丁瑞芝等人撰写《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

　　和上述这些出版物不同，《日出江花》带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编委会主任为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副主任分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宋超和江泽民学弟徐嘉诰，成员包括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马建勋……在4月18日的出版座谈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出席座谈会。

　　殷一璀说，“这套书的出版，为今天我们继续坚定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立足前沿、开拓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和精神动力，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与学习提供了生动的样本和范例，同时也为党史研究、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该书责编陆宗寅说，据他了解，这套书出版的初衷，是江泽民在上海工作过的一些单位，在整理厂史过程中，感到和江泽民有关的那段历史有出版价值。后来这些想法得到上海市认可，开始着手成立编委会。

　　而编委会成员、江泽民曾经工作过的上海电科所党委书记张玉磊的说法是，他们确实有将江泽民同志在电科所工作经历整理出来的想法，但没有力量，后来，“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通知，需要我们配合。”

　　与高规格的编委会对应，《日出江花》的写作团队也很强大，来自上海滩三大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6位作者，都是所在报纸的资深记者，如《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新民晚报》高级记者唐宁等，都著作等身。

　　“不要向我脸上贴金”

　　与撰写《江泽民传》的库恩声称与江泽民只有几面之缘不同，《日出江花》一书，江泽民本人做了大量工作——亲自参与了当年有关细节的回忆、校正，而且亲自联系若干采访对象。

　　“江泽民同志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你采访谁比较合适，然后亲自提供电话，帮忙联系。”《日出江花》的一位写作者说，江泽民同志曾告诉她，“记者啊，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如实写，不要向我脸上贴金。”

　　责任编辑陆宗寅表示：在书稿成型后，江泽民发表意见，凡是夸他的用词，都要尽量压缩，“压低调子”。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和江泽民共事过的绝大多数老人，后来都和江泽民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江的接见，也成为他们人生中宝贵的回忆。

　　比如上海电科所原动力科科长蒋鸿定，1993年的时候，去过中南海江泽民同志的家，江设家宴款待蒋，并屡屡劝酒，让蒋感动异常——“我当时举着酒杯啊，又惊又喜，嘴上说着无上荣幸，心里是无比暖和。”

　　让《日出江花》采写团队印象深刻的还有，在采写过程中，他们拿到了新素材，会去和江泽民互相印证。这个阶段，江往往会提出新线索，比如，记得和某某在一起拍过照，和某某一起出过差。

　　“江泽民同志记忆力惊人，很多宝贵的照片和线索，就是这么被挖掘出来的。根据他的思路去找人，很多时候，往往比参与回忆的人还清楚。”

　　责任编辑陆宗寅说，书稿成型后，传到江泽民手中，江发现他入党时间搞错了。采写者说的是江泽民在上海交大入的党，而江本人的说法是，他并不是在交大系统的党组织加入中共的。“经过仔细审核、校正，后来，我们发现，江泽民同志是正确的。”陆宗寅说。

　　和汪道涵的“缘分”

　　在《日出江花》一书中，还披露了一些以前甚少见到的珍贵史料。美国人库恩的《江泽民传》中，讲述了原上海市长汪道涵与江泽民亦师亦友的关系，汪道涵曾经多次在关键时刻推荐江泽民。不过，库恩的著作没有进一步阐释汪道涵为何与相差了10多岁年纪的江泽民，有如此“缘分”。

　　《日出江花》一书对这“缘分”背后的故事作了一个交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江泽民养父)被派往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则是‘皖东北特派员’，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根据江上青的要求，由上海地下党派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员，被充实在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汪道涵，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江上青又说服盛子瑾，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委任状。”

　　“江泽民同志和汪道涵的夫人戴锡可也有故人之缘……江上青主持过革命青年训练班，戴锡可即是训练班的学员，江上青则是她的老师。因此，戴锡可对老师的儿子——江泽民同志，总是以大姐姐的身份对他关怀和爱护。”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江泽民，第一份工作——益民食品一厂，在解放后，正好归属汪道涵妻子戴锡可领导，而戴又是汪道涵华东工业部的属下。于是，江泽民和戴锡可、汪道涵一家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汪道涵家的常客。

　　“除了谈工作，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汪道涵告诉采访他的美国人库恩，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江泽民都会向他的妻子倾诉，而他和江泽民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

　　当然，“江泽民同志和汪道涵的友情并不只是革命情缘，他们有着很多个人间的共同话语，他们同为安徽人，又先后为交通大学学生，汪道涵读的是机械专业，江泽民同志读的是电机专业，两人又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有两人又都好读书……”

　　“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鸭子了”

　　《日出江花》一书中，还讲述了江泽民与原一机部第一任部长黄敬的一段交往。

　　“1953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为感谢捷克专家许嘉德先生的帮助，特意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犒劳，设计总局局长李如洪和江泽民同志等也出席作陪。入座后，只见门帘一掀，厨师用小车推来一只油光锃亮的烤鸭，当场切出香脆的鸭皮，宴间每道菜肴都以鸭子做食材……”

　　这是第一次品尝全聚德烤鸭，而且是和单位最高领导一起，50多年后，江泽民告诉采访者，“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鸭子了！”

　　1956年，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处长的江泽民，又和黄敬相遇，江泽民清晰地记得黄敬部长与他的座谈，“从晚上7点钟开始一直谈到晚上11点，黄敬部长问得详细而具体，如为全厂供电供热的抽汽式汽轮机的性能、效率等”。

　　“黄敬部长在厂调研期间，常和苏联专家进行交谈，也参加跳舞，他的舞跳得很好，有时节假日，厂领导陪他去长春附近的净月潭旅游或者狩猎……他会休息，更会工作。他工作时严肃认真，休息时谈笑风生。”

　　在《日出江花》丛书中，一篇署名为曾培炎的文章引人注目。原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江泽民任第一副所长的上海电科所。

　　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曾培炎深情地回忆，“江泽民同志是我踏上社会后最早的领导之一，虽然我们之间差距很大，接触也有限，但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琇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

　　不止是师友，《日出江花》责任编辑陆宗寅说，他编辑书稿，得到最大的感慨是，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对那些曾经的同事，他是有机会就会去找他们见面聊聊，或者打电话进行沟通。

　　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