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蟠里9号、成贤街66号、颐和路2号、虎踞路85号、中山东路189号，在南京地图上，这是五处相距甚远，且看上去毫不相干的地方。如果问一位普通的南京市民：这五个地方有什么联系？骤然间，一定很少有人能给出答案。

　　实际上，这五个地方都曾经是或者正是南京图书馆的馆址所在地。从时间最为久远的龙蟠里惜阴书院，到如今有着鲜明现代风格的新馆大楼，百年南图的精彩让人叹为观止。

　　这五个地方，都曾是或正是南京图书馆的所在地     制图 俞晓翔

　　身世来历

　　两江总督端方出国考察

　　回来后在南京筹建图书馆

　　江南图书馆藏书楼

　　广州路南侧、乌龙潭公园以西，有一条短短的巷子，名叫龙蟠里。从广州路插进龙蟠里，没走几步，路的右侧就出现了龙蟠里9号的门牌。如今的龙蟠里9号，是江苏省文化厅的办公地点，不过，院子里那栋朱红色的两层古建筑，却透露了这里的身世——100年前，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江南图书馆，也就是南京图书馆的前身。

　　清朝光绪年间，一些提倡新学、主张变法的大臣赴欧美考察。回国后，他们上书奏请效仿西方，设立图书馆以及报馆等，以图开启民智。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就这样阐明他筹办江南图书馆的意义：“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宏博辉丽，观书者日千百人，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

　　在这封奏折递上之前，端方经过多方勘察，已将江南图书馆馆址选定在了龙蟠里的惜阴书院旧址。惜阴书院建于道光年间，是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为了纪念其远祖、晋代大司马陶侃所建。“惜阴”二字，取自《晋书·陶侃传》里的：“大禹圣者，乃惜寸阴。”

　　1909年，江南图书馆的两栋具有古典建筑风格的藏书楼建好，共有房屋44间，耗银3.47万余两，加上原有的平房，共有馆舍140余间。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时称“总办”），由端方聘请的著名目录学者缪荃孙担任。

　　有了大学者坐镇主持，有了颇为壮观的藏书楼，还需要核心资源——书。作为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需要大量藏书，这些藏书从何而来？

　　传奇开端

　　巨款收购60万卷丁家藏书

　　国学图书馆举办的书画展

　　关于江南图书馆馆藏书籍的来源，端方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有交待：“适有浙中旧家藏书六十万卷出售，已筹款七万三千余元，悉数购致。”

　　南京图书馆办公室的徐春生老师告诉记者：“端方提到的浙中旧家，指的是杭州的丁氏兄弟，即丁丙和丁申，他们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

　　丁氏兄弟既然是颇负盛名的藏书家，又怎肯忍痛割爱？带着这个疑惑，记者联系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童老师，听他介绍了丁氏藏书流出的来龙去脉。

　　“晚清时期，丁家是杭州城里的大户。他们不仅兴办实业，还钟情于文化。丁丙本人，既是画家，也是收藏家和藏书家，他曾经做过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1861年，当太平军攻入杭州时，杭州城内专门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澜阁被毁，《四库全书》流落民间。丁氏兄弟知道后，指挥家人收集残籍秘密保护。后来丁氏兄弟又主持重建了文澜阁，他们的努力，使得四分之一的《四库全书》得以劫后余生。丁丙的私人藏书楼‘八千卷楼’，作为晚清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也珍藏了大批的古籍。”

　　不过，遗憾的是，丁丙死后，其后人因经商失败导致巨大亏空，不得不考虑出售藏书。

　　最终，缪荃孙和丁氏后人多加沟通后，出资七万三千余元，将丁氏藏书全部买下。

　　此后，江南图书馆的名称几经变更，直到1929年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才趋于稳定。这以后，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国学图书馆”。1927年，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出任馆长。在柳诒徵的精心治理下，国学图书馆名声大震，号称“江南之冠”。

　　国宝劫难

　　抗战期间

　　几十万册古籍被日伪军毁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学图书馆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

　　南京图书馆的徐春生老师告诉记者：“当时，图书馆奉命将省内各县地方志和丛书共50箱36000册运往苏北兴化，分别藏于观音阁、罗汉寺和乾明寺三处；将宋元刻本、明清精刻精印本、名人稿本、名人批校题跋本、抄本等善本书数十箱，藏于朝天宫地下密库。古籍普本书15万册仍留在龙蟠里馆内。不久后，日军攻入兴化，将观音阁所藏20箱6803册古籍全部焚毁。罗汉寺和乾明寺所藏30箱古籍，于1943年被汪伪和平军的师长马幼铭掠去；国学图书馆藏清代档案卷帙浩繁，密藏于龙蟠里本馆北侧马公祠厢房内，被日军发现后，惨遭焚烧；藏于本馆夹壁墙里的名贵字画，也被大汉奸梁鸿志劫去，下落不明；藏于朝天宫地下密室的善本书和藏于馆内的普本书，被日军发现后，移藏到了竺桥地质陈列馆。”

　　抗战胜利后，柳诒徵馆长四处寻访国学图书馆旧人，多方查找馆藏古籍，亲访接收大员，请求发还馆藏图书和柜架等设备。依据书上的藏书印记，最终追回馆藏善本书和大部普本书达18万册。

　　淮海战役后期，国学图书馆差点又面临另一场劫难。徐春生介绍说，当时，国民党当局一再严令将国学图书馆的藏书迁往台湾；柳诒徵采取了软抵抗的策略，拒不执行命令，这才使得战火劫余的20余万册珍贵古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虽然国学图书馆的图书得以保留在祖国大陆，不过，当时南京的另一个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其珍品藏书648箱139727册则在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间，被用军舰和邮轮分三批运到台湾。

　　奇迹之路

　　西迁途中

　　流浪的图书馆照常开放

　　抗战时期建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舍

　　国立中央图书馆，是南京图书馆的另一个源头。如今，在成贤街66号，还保留着一座建于抗战胜利后的三层阅览室，这也是中央图书馆保存至今的唯一建筑。

　　徐春生老师告诉记者，说起中央图书馆的建造，要追溯到1928年。“这一年，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决意筹建一个国家图书馆。不过图书馆真正筹建，则是到了1933年。这年4月8日，教育部派著名学者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4月21号，他们租下沙塘园民房作为筹备地点，正式开始筹建中央图书馆。”

　　1936年初，筹备处迁入成贤街。当时院子里有四栋西式两层楼。同年9月1日，中央图书馆阅览室对外开放。此时的图书馆，还没有正式的书库，图书分藏在成贤街、网巾市等几处小平房里。

　　中央图书馆在筹备期间，于1937年成立了由梁思成等人组成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勘定国府路（今长江路）的46亩土地作为建馆基地。然而，正当蒋复璁等人踌躇满志想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图书馆时，抗战爆发了。1937年8月，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奉命撤离。筹备处工作人员携带130箱图书，踏上漫漫西迁路。一路上，筹备处沿着长江流徙，每驻一地便设立办事处，开放阅览，仿佛一所流浪的图书馆。

　　1938年初，筹备处到达重庆。当年5月1日，筹备处在重庆设立参考阅览室，供读者公开阅览。1939年3月，因敌机轰炸重庆，筹备处又搬迁到了江津县白沙镇的一个村子。

　　1941年，已经完成筹备的中央图书馆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年1月，在重庆两浮支路兴建重庆分馆，前三层为阅览办公楼，后五层为书库。

　　重归南京

　　大汉奸陈群的书库

　　被图书馆收并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中央图书馆返回南京成贤街，收回了旧存南京的部分书籍，同时还接收了位于颐和路的泽存书库等处的图书。此时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已达120多万册。今天的颐和路2号，就是“泽存书库”所在地。

　　上世纪70年代，刚刚进入南图工作的徐春生，就被分配到了颐和路2号的阅览室工作，“这个书库，其实是大汉奸陈群的私人藏书处。南京沦陷后，陈群应梁鸿志之邀，出任伪维新政府内政部长。陈群喜好收藏，利用职务之便，他手头拥有了不少好书。1941年3月，陈群开始在颐和路修建书库，1942年2月完工。楼建成后，陈群请汪精卫题写了‘泽存书库’的匾名。”

　　泽存书库建成后，收集旧图书达40余万册之多。徐春生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份泽存书库的入库登记册，“那上面写着，几月几号，某某人送来多少书。这些送书人，多半是汪伪政府的官员。当时的泽存书库，还收有汪精卫寄存的5000多册书，其他汪伪政府官员，也在这里寄存了一大批图书。”

　　抗战胜利后，陈群服毒自杀，自杀之前，他写了遗嘱，其中申明：泽存书库藏书全部归还国家。其后，“泽存书库”被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成为该馆北城阅览室。解放战争后期，被运送到台湾的那些珍籍，就出自这里。那些没来得及运走的泽存藏书，后来都收藏在南图古籍部，共约万余种。

　　1950年3月，中央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原泽存书库也就成为国立南京图书馆的北城阅览室。1952年10月1日，国学图书馆正式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原国学图书馆的古籍和颐和路2号的古籍，成为国立南京图书馆的核心古籍。1954年7月，国立南京图书馆改为省馆，颐和路2号作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上世纪90年代初，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搬到虎踞路85号，颐和路2号被交给江苏省作家协会使用。自2008年起，颐和路2号的原有单位陆续迁出。如今，这里已被列入民国建筑保护单位。

　　提到南京图书馆，人们立马联想到中山东路189号的恢弘建筑。南图老馆，包括作为南图前身的中央图书馆和江南图书馆，正在成为历史。这段历史，根植于南京城的各个角落，历久弥香。

　　■链接

　　金庸曾是该图书馆小职员

　　钱钟书的月薪高达530元

　　在采访中，徐春生还给记者展示了一份1949年1月的蒋复璁、钱钟书、郑振铎等人的工资表。表上显示，1949年初，钱钟书、郑振铎都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当时已经是大学者的两人工资仅在馆长蒋复璁之下。蒋复璁的薪水是640元，而钱钟书、郑振铎的薪水则都是530元。徐春生说：“按照今天的算法，这个薪水是要乘以15的，也就是说，钱钟书和郑振铎当年在南图都是高薪阶层。一般的普通员工，只有30元～40元。”

　　另外，徐春生还说，大名鼎鼎的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也曾经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职员，“不过，他的级别可比钱钟书低多了。金庸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不满国民党，进行投诉后被勒令退学。退学后，他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胡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