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起村里的土地纠纷，河北灵寿县6个农民被抓，虽身体不符合羁押条件，但依然被收押。最终，5人交了保证金后取保候审，涉及的事情再无下文。未取保候审的一名村民宋书春后来被判刑。随后，灵寿县公安局原法制科长张文慧曝出，此6人的拘留证为假，无原始存根。她称，局里曾要她制作两本拘留证台账，一本用来应对检查，一本则不入存根。

　　（新京报 5月5日）

　　新京报一评

　　《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警方拘留公民“必须”出示《拘留证》。在此，法律的规定不是“应当”，而是“必须”，这是因为人身自由权是极重要的权利，司法机关若要剥夺公民的自由，必须严格履行法律手续。这是为了防止公权机关滥用拘留权。同样出于制衡的考虑，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直接办案的警察并不能决定拘留嫌疑人，而是先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经公安局法制科，最终报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才能签发《拘留证》。并且，开具的是一式三份的《拘留证》，以备上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等监督。

　　而在本案伊始，办案人员就提出当事人不够刑拘条件，但县公安局的领导还是让法制科开假《拘留证》，先拘人再说。正如张文慧举报所称：“造假拘留证，这和非法拘禁有什么区别，这是违法犯罪。”一旦“假拘留证”出炉，被警察拿着作为“执法依据”，必然游离于法律程序和法律监督之外，使法律规定的司法权力沦为“私刑”，严重损害当事人的权利，使其无法得到应有法律的救济；此时的司法，便成“私法”了。

　　于是，“假拘留证”所启动的司法程序，注定了宋书春案件的悲剧。

　　另一方面，他的悲剧还源于法律制衡机制的失效。宋书春的那张“假拘留证”，是怎么经过检察院的批捕、审查起诉、法院判决程序的？他被违法关押在施工场所的情况，早已被检察官知悉，但法律监督和救济程序为什么没启动？

　　更令人忧虑的是，公安系统人士进一步指出，拘留证造假背后，是一条黑色利益链：先抓人，后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继而罚没，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很多公安局就有两本刑事拘留台账。如果这样的“私法”活动确实存在，必然大范围伤害公民的权利，使公民生活在恐惧中。

　　从目前情势看，宋书春案的判决已生效，张文慧已实名举报“假拘留证”，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县公安局“自查自究”的层面，恐难有新突破。

　　现代快报再评

　　老实说，这篇社论的标题让我反感，它没有摆脱国人当下惯用的“一切向钱看”的思维。这分明是一个野蛮践踏人权的恶性刑事案件，怎么就归结于“利益链”，还自以为看得透呢？“办案人员提出当事人不够刑拘条件，但县公安局的领导还是让法制科开假《拘留证》”，这不是一般的政治道德问题、诚信问题，这是知法犯法，至少是伪造公文的刑事犯罪，理当严惩不贷。

　　说到“黑色利益链”，那就是把国家公权、公安机关变成了绑票勒索公民的黑社会组织；“比黑社会还黑”的是，被黑社会勒索的公民可以向国家司法机关求救，而被公安局勒索向谁求救呢？

　　至于法制科长为什么不能援引《公务员法》抵制违法的“乱命”，检察机关为什么不能监督公安机关，那就要进一步从司法运行体制上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