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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 月 7 日 星期   重要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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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 红墙内外的绝代芳华
  2006年10月13日凌晨,北京医院。

  刚过完85岁生日的王光美,在众多子女的精心看护下,平静离世,翻过了她奇美人生的最后一页。

  坐落于北京北海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告别室,沉寂在庄严而肃穆的气氛中,室外广场上花圈似海,挽幛如云,摆放着数百计花篮花圈。14日至19日,孩子们决定在这里设灵堂悼念老人。不远处就是她的出生地——当年的北京西单旧刑部街32号:

  26岁时她从这里飞往革命圣地延安;后来她以领袖夫人身份回到这座城市,住进离家不远的红墙之内。

  46岁时她从那里被逐出,关进冤狱。

  最后85岁的她,在中南海外咫尺之遥的地方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从生到死,红墙内外,充满幸福和苦难,浓缩了王光美壮美、绮丽的一生。

  本版文、图摘编自《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著

  出身名门望族

  在王光美的家谱上,这样记载着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科举应试中,考取商科举人。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任农商部参事,后升至工商司司长、代理农商部部长……

  王治昌深受北洋政府器重,曾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他被冠称当时中国政府内的“革新派”人士。

  王治昌敬佩和同情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1925年8月20日,他的留日同学兼拜把兄弟、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王治昌愤而退出北京政坛,闲居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和妻子儿女们过起了平民隐居生活。

  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世家,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叔叔是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烈士。她曾冒险掩护和营救过多名我党地下工作者。

  董洁如先后生下8个孩子,加上以前去世的夫人遗留的3个男孩,全家共11个子女,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北京市规划要建设民族文化宫,西长安街也要拓宽。董洁如得知自己的宅院在拆迁之列,毅然把偌大宅院的房契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

  在旧刑部街的青少年期

  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兄长,下有四个妹妹。每年入冬以后,是孩子们的溜冰时节。是时,孩子们每人拿个脸盆,争先恐后地去后院“泼冰”。年年如此,有的后来成了学校的滑冰队员。王光美除了滑冰,还是学校的篮球队员,强健的体魄,是她后来战胜生活磨难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家庭。父亲每天回家一进门,孩子们就把他围作一团。如果父亲背着手,后面准有孩子们爱吃的东西,比如几个烧饼、一块“天府号”酱肘。每次孩子们考完试,他都要给孩子们一点小“奖励”,比如奖给一人一只蟹。光美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她跳过高一,直接上了高二,但在全市中学数理化会考时,仍居于前列。她的数学成绩和另外两位姓王的男生一起,排在全校的前三名,被称为“数学三王”。

  王家有个规矩,如果包饺子时就要全家都上手,一起来做,只有光美例外。因为她认为包饺子太浪费时间,不如多看一会儿书,家里也就迁就她了。王光美不爱吃饺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她的晚年。

  放弃美国留学,参加军调部工作

  中国社会呈现出的衰落、悲情和毁灭的迹象,激发了王光美和无数想要改变中国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都在选择自己的道路。

  通过兄嫂的介绍,光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并结识了北京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崔月犁(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后任卫生部部长)。

  1946年春节期间,在辅仁大学已任助教的光美正打算到美国留学读博士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交给她一个纸条。纸条上告诉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及美国三方为实施停战协定,调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将成立北平军调部。请她到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

  王光美曾顾虑自己是学高能物理的,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有关军事、政治的用语会不熟悉。特别是她已经被美国两所著名大学录取,并分别通知她尽快办理留学手续,她有些踌躇不前。但她又想,自己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并主动靠近地下党组织的,共产党需要我时,我怎能推辞呢?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推迟了来自美国的录取通知,前去军调部报到。

  王光美拿着那个纸条,先与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钱俊瑞接上头,之后拿着介绍信到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找到了在那里办公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

  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的家庭和学校情况,从第二天起,王光美成为了正式译员,为叶剑英等主任们担任翻译。

  西柏坡见证了两人的爱情

  毛主席的警卫参谋和王光美很熟悉。一次,他带光美去看望朱老总。坐了一会后,朱老总说,我带你们去看看隔壁的少奇吧!这样,王光美极偶然地见到了刘少奇。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只是握了手,竟没说上几句话。

  闲暇时,康克清大姐常邀她一起参加中央机关周末举办的舞会,这使她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有了较多接触。和她前后到延安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写到延安的娱乐活动时称:“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准确性,一板一眼的,犹如2+2=4。但有时也会来几个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多年后,王光美谈到这些风趣的文字时,还会心一笑。

  王光美和刘少奇出身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差异,酿成了相互的吸引和新奇,王光美对于在艰苦斗争中成长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少奇,从内心充满了敬佩和崇拜。

  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会合。中央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陆续迁到西柏坡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这里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和光荣的圣地,也印证了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1948年8月21日,27岁的光美和50岁的少奇举行了俭朴而又热闹的婚礼。

  坚强的革命伴侣

  在中南海里,刘少奇一家是有名的人丁兴旺,和谐幸福,并深为人们羡慕。

  王光美说:“这与我的母亲有关系。我父亲跟我母亲也不是第一次结婚。母亲不仅对亲生儿女疼爱有加,对父亲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更关怀备至。我有许多年都不知道,和前面的3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母亲对他们真是视同己出。我家11个兄妹,只有二哥、三哥是留洋的,下面8个都没有出国留学,而这8个恰恰是我母亲亲生的。可见我母亲是在刻意培养非她亲生的儿子,对他们的关心比对我们更深、更切。”

  刘亭亭回忆外婆和母亲说:外婆不讲、大家也觉不出家中谁是她亲生的,谁不是她亲生的,所以兄妹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感觉。我妈妈也是一样,要不是“文革”,我们都不知道丁丁和涛涛不是我母亲生的。这方面我母亲和外婆比较像。她们都受过最好的教育,都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并且有孩子的丈夫,婚后又都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在中南海内部舞会上,父母跳第一支曲和最后一支曲,都要和对方一起跳。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一挽起手,那就是最后一曲了。

  1967年1月,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大学批斗。

  1967年夏天,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曾问少奇,“为什么我们被描绘得那么丑陋,可我们之间却没有怨言?”刘少奇回答:“因为相互信任!”

  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事态的发展,说:“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素来沉默寡言的刘少奇竟然跟她开了个玩笑,说俩人静静坐在桌边,等着造反派上门,“倒像是要等着上花轿的样子”。王光美跟着丈夫也心酸地笑了起来。

  1967年8月5日。王光美和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一个院子里被分开批斗。中间暂停时,她和刘少奇在书房相见,双目对视,凝视许久。批斗又开始时,王光美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拉住刘少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刘少奇轻轻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秦城监狱的12年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三点多,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两个月后,王光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开始了隐秘的监牢生活,监号是67130。

  她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春去冬来,少奇怎么样?孩子们在哪里?幼女小小见不到妈妈会怎样?她一概不知。

  1971年9月,王光美的孩子们听说彭真、薄一波的子女相继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就给中央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主席在宋庆龄转来的信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也就是在见到孩子们的这一天,她才知道,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含冤辞世。她8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抓进监狱,惨遭迫害致死。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4个子女,刘源和刘涛、刘亭亭、刘小小,终于见到了他们的母亲。此时曾经容光焕发的母亲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中央组织部在接管所谓专案工作的当天,就将王光美从监狱中接出来,安排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她被送到的地方竟是她当年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这里已成为中组部招待所。命运仿佛画了一个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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