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4日公布9起国土资源部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和4起挂牌督办案件及5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处理结果，是近一时期以来曝光量最大、查处力度最强的一次。关于地方政府违法用地的问责及土地规划的前瞻性，知名学者孟延春有自己的看法。

　　孟延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集约使用土地应成一种原则

　　现代快报：现在违法用地的现象还比较多见。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西安市早在2002年就用完了2010年前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那么，面对强烈的建设用地需求，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孟延春：规划应该具有前瞻性，规划目标要满足长远的预期，对未来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规划建设用地指标提前用完，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这种规划对未来发展速度预期不足，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而规划指标跟不上。

　　现代快报：问题是土地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对未来估计充分了也难以增加指标啊。

　　孟延春：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容回避，例如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我们有了“18亿亩”土地红线，这是非常正确的，这个红线不能突破。那么，我们的规划，就不能仅仅是简单地在土地增量上做文章，针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要求，集约使用土地，应该成为一种方向和原则，要在集约化上更多地做文章。

　　现代快报：作为北京市行政区划学会常务理事，你觉得北京在土地规划方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孟延春：北京这方面的规划，应该说是有比较全面的考虑的，例如针对北京自然生态环境的涵养，提出了1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农业生态用地，占北京面积的70%以上，其中也确定了耕地规模，当然北京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条件，提出可能的总建设用地规模，大概有3000多平方公里吧，对未来城市发展用地有了总的把握。当然要处理好有限的土地资源与未来长期发展的关系，在这上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存量土地资源。

　　利益驱动是“连云港楼超超”的主要问题

　　现代快报：2008年，国土部曾表示要从2009年起对地方政府违法用地问责。这次国土资源部向社会公布9起典型案件结果，有36名党政领导干部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应该说还是有成效的，不过，一些网友认为这个力度还有限，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孟延春：这个问题挺复杂。有些问题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相应的规章制度未跟上，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做了，最后就可能违规。造成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因为制度不健全。另外，促进发展经济有时候也有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更多的是系统或制度本身缺陷而带来的风险。在现实实践当中，有些地方部门的管理必须要满足整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意愿或要求，可能就超越了权限范围而违规，因此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就要有制度约束行政权限的膨胀，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

　　现代快报：上个月，现代快报和央视都对“连云港楼超超”进行了报道，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市中心位置的四栋楼，从规定的6层楼盖到22层，而该楼有政府官员买下的房子，不少人认为这里有“官商勾结”的因素，你怎么看？

　　孟延春：这里面可能有“官商勾结”的因素，但是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利益驱动”。开发商超规划或规定的行为产生后，一般只是进行罚款处理，而这个处罚款额比其超规划盖房得到的利益小得多，开发商从利益成本算账的角度看，当然就愿意这样做，打个比方，获利500万，罚款100万，为什么不超规划呢？而这个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可能是“连云港楼超超”超得比较厉害所以受到了关注。

　　现代快报：对于类似的建筑，如果不拆，那是违背民意，把它拆了，也是“规划之痛”。

　　孟延春：现在进行的这种处罚管理还是后向管理，结果发生了才去管，正确的做法是建设中就应有监管，这种监管应是全过程的。规划审批后，应有不定期检查，及早发现问题。现在很多情况可以说是放任。

　　现代快报：如何提高土地规划违规违法的成本呢？

　　孟延春：对于违法违规的行为，在处理时，应该让其获得的利益全部被抵消掉，拿“连云港楼超超”为例，就应该是罚的款要超过加盖楼层所获得的利益。加强监管，在法律制度上就要完善，还要落实好制度。此外，当地这个开发商不是一般的自然人，它有影响相关政府部门决策的力度，所以政府部门还要有能力克服其负面影响力。

　　快报记者 刘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