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正毅，不是政府官员，却在“政界”名气不小。本职干的是自动化工程师，出名却因为热心于公共事务。在事关群众利益的各类听证会、座谈会、质询会上，几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他的话有板有眼，直陈时弊，不少市民大喊痛快。但也有人听了头痛，对他最经常的评价是：“老薛这种人，没有他不行，太多了也受不了。”
公民薛正毅
出生年月：
1946年6月生于无锡
学历：
上海工学院（现上海大学）仪表无线电系本科
经历：
1970年大学毕业到南京机床厂做技术员
1978年调到南京自动化技术研究所，干到工程师、副所长
1990年起，连续18年担任白下区和南京市政协委员
□快报记者 赵守诚/文
快报记者 辛 一/摄
谈对象促使他“被参政”
出生不久薛正毅就随父母定居上海，从在上海读书到在南京工作，他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性格特别内向。埋头于图纸中，几乎不接触社会，不关心政治，甚至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开会也从来不吭声，在人多时说话就脸红。但一个偶然的机会逼他蜕变成“管事佬”。
同事帮他介绍对象，对方是医生，能说会道。交往几次，女方开起玩笑，“你这人真没劲，恐怕全南京也没一个朋友。”
薛正毅急了，“谁说的，怎么没朋友？”他想起父亲的学生夏先生在民革南京市委工作，父亲曾叮嘱，“有空去夏先生家坐坐。”薛正毅当即说，“现在就带你去一个朋友家。”夏先生与女友一样，都希望薛正毅改改性格、多了解社会，合力“逼”薛正毅加入了民革。
参加民革小组讨论会，每个人都要发言，这是薛正毅平生第一次公开讲话。腹稿准备好3句话，可临场一抖一慌，只憋出来一句，连忙声明，“先讲这么多，后面想起再补充吧。”还浑身冒汗，脸通红……
后来时间长了，薛正毅竟也被“锻炼出来”了，不但爱讲话，话还真不少。妻子打趣，“你现在整天不务‘正业’，开会时哪里有话筒就坐在哪，讲话只嫌时间短，开口就打不住，真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怎么就像变一个人呢！”
五星红旗该怎么挂？
4月21日全国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举行哀悼活动，降半旗志哀，薛正毅对此特别感慨。
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公民，他多次叫板违反《国旗法》的做法，让一些人下不了台。
《国旗法》第六条规定，政府部门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薛正毅走访发现，不少政府部门违背这一条，他当即提交政协提案。一位副区长做出书面答复，大谈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薛正毅一看火了，“这是回避事实，答非所问，绕来绕去，还是一点没改。”他拒绝这种敷衍和马虎，高举《国旗法》闯进区政府，督促政府官员依法改正过来。
这是薛正毅第一次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此后，他再也不坐等政府的答复。在提交提案的同时，就主动找上门质询。他曾一连5次提交有关国旗的政协提案，督促政府官员加速整改。火药味最浓的一次，矛头直指市政府。
那是一次提高市民素质，迎接十运会的政情通报会。薛正毅拼命举手，抢着发言，他一开口台上政府官员脸就变了，“《国旗法》第12条规定，升挂国旗，应当早晨升起，傍晚降下。但市政府门前广场的国旗却只升不降，除非破了才降下来更换。开十运会，政府号召市民提高素质，但政府官员自身的素质也要提高。”这一炮轰得会议主持者很尴尬，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很快，市政府门前改为每天升降国旗了。
为这次发言，薛正毅做足了功课。他在深夜11点半跑到政府门口观察，直到政府大楼灯全熄了，国旗也没降，证明夜里根本不会降了，他这才回家。
“我写给副市长的信呢”
新街口原先有个棚户区，叫养济院小巷，政府公告要全部拆迁就地安置，可剩下81户迟迟未动。周边已成废墟，这些居民苦不堪言。薛正毅在调研后，给时任副市长的戴永宁写了一封信。信寄出第8天，还没回音。他找到市政府机要秘书处，“我写给副市长的信呢？”工作人员一边看报聊天，一边回答说没收到。薛正毅拍桌子大叫，“怎么可能？我叔叔住在美国芝加哥，我寄给他的信7天就收到了，副市长住在玄武区，我从白下区寄给他的信，会8天还收不到？请再查一下，到底收到了没有？”
这一嗓子吼得还真管用，信当场就在一摞文件里翻了出来。“这事已批转给有关部门办理，你找他们吧。”薛正毅倔劲上来了，当即摸到相关部门，被3楼部门推到1楼部门，又被1楼推到3楼，最后终于查出原来是彩印厂想要这块地，但没钱，拆迁才停下来了。他不离不弃地跑了4个月，到11月底，一个个症结总算打通，居民如愿以偿，顺利拆迁并回原地安置。
这件事让薛正毅感到，公民维权实属艰难，必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盯劲狠劲。
院长接待日为何看不到院长
数年如一日，老薛常到执法部门“潜伏”，爱打抱不平。某区法院被评为基层模范法院，每周四上午是院长接待日。一个周四上午，薛正毅来到这个区级法院，只见一张大桌子挡在楼梯口，保安坐在后面，正好有位老太太想找院长，保安不让进，“院长不在，领导都不在。”硬把老太挡回去了。
“院长接待日把群众拒之门外，这不是忽悠人吗？”薛正毅上前理论，一位认识他的院领导出来了，态度很强硬，“我们法院不在行风评议范围内，请你离开。”薛正毅根本不买账，“院长接待日，请问院长为何不出来？”他指着墙上的钟，“我在这等他10分钟，他不下楼，我就去找市人大，问他们到底是怎么监督的？”
这招挺灵，两位工作人员领他来到一个法庭等待，让他坐在被告席上，对方坐在原告席和法官席上，用审问口气边问边记录，“你叫什么名字？”薛正毅报出名字后，对方又问，“你家住哪里？”薛正毅不领这一套，站起来就走。对方看他动真格的了，赶紧叫来院长下楼……薛正义毫不留情当面质问：“你们这就是模范法院吗？”
一年提出120条意见
如今，薛正毅早已是许多政府机关的熟面孔，一些官员私下评价，“这人很较真，让人佩服。”也正因为此，他也被南京多个政府部门聘为行风监督员，这倒也说明了这些部门是真的希望他能帮助机关改进作风，尽管有时也会无奈摇头：“老薛有时候也真让人受不了。”
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许多方便设施，有的甚至是他大年三十半夜上街“调研”的成果。如公交站牌上没有夜间到站时间标志，乘客不知等多久。起初，薛正毅提出来，公交公司哼啊哈啊地磨，答复要研究研究。一个星期天，听说公司领导要去义务洗车，他也跟着来到下关码头公交车站。他拎着抹布擦洗，乘客呕吐物风干成饼，粘在地板上冲不掉，他就用手硬抠。公司领导看不下去了，感动地说，“老薛真不容易，你提的建议我们马上办。”很快，公交站台上所有通宵车的到站时间都标了出来。
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大街小巷路灯杆上的公厕指路牌是他建议设置的；煤气钢瓶注明有效期限的小牌子是他首倡的；新街口大商场商品标志牌规范化；评事街小区出新后增加路灯……公交公司聘请20名行风监督员，1年里共提了190条意见，其中120多条是薛正毅提的。
对话
我太认真
是缺点吗
记者：你是名工程师，同时又是政协委员，参与社会活动时，你觉得自己更多地属于什么角色？
薛正毅：不管是深入调研，还是潜伏政府职能部门暗访，抑或是直面叫板不作为的官员，我都把自己看作一名维护大众权益的公民代表，大声地为公民利益鼓与呼。这两年我因年龄原因不再做政协委员，但仍时刻关注公民利益。今年两会，我参加公民旁听，变过去持委员证参会为持身份证参会，目的一样。
记者：你日常关注的重点在哪？
薛正毅：一句话，就要监督、呼吁职能部门依法行政，不能侵犯公民利益。
记者：公众和媒体对你印象颇深的一点，就是你质疑不作为政府官员时，有理有据，咄咄逼人，常让某某长们下不了台，很丢面子。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薛正毅：我家的床头堆满大量法律法规书籍、规章制度文本，还有调研材料。有空就翻阅、学习和琢磨，目的是面对职能部门时问题提得更准，不仅敢讲话，话还要说到点子上。我经常在做梦时想起一句话，怕忘记了，爬起来记在本子上。
说来也怪，做政协委员的18年里，晚上做梦全与参政议政有关，吵啊、喊啊，在政府部门之间奔来跑去之类。可一退下来，这些梦全没了，梦中出现的全是学生、父母家人等怀旧的事。
记者：做政协委员18年，加上退下来后这两年，20年来你不停地奔走呼吁，向政府提意见和建议，最大感触是什么？
薛正毅：累，相当累。我的性格就是认真，咬定青山不放松。我的名字也寓意我的这个职责，正毅就是要求正义，要求公平。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要尽力让它照进每一个公民心中。
但说心里话，在现在的官场生态下，追求公平正义十分不容易。人家追求难得糊涂，可我偏要一清二楚，难哟。有朋友说我“优点是认真，缺点就是太认真”。在当前浮躁的社会风气下，太认真反而成了缺点，这很不正常。我觉得很累很累。
麻辣语录
关于机关作风
有次我去某个机关，还没到11点40分，工作人员已经盖着毯子准备休息了，这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生病了，生病了可以请假回家休息，为什么还在单位？机关明明中午到12点下班，但普遍在11点半甚至11点15分，部分工作人员就下班去吃饭了，还有一些人摆桌准备打牌、打开折叠床午睡……
关于二桥收费站
这个收费站放在南端，进出八卦洲地区的车辆必须缴过桥费，这大大地限制了八卦洲的发展，许多投资商都因为这个收费站，而最终放弃了来八卦洲投资。
关于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心的宗旨是科普，南京有几十万青少年，本来应该不愁人气。问题是规划时选址比较偏，宣传又不到位，策划的活动太少。政府花了那么钱，现在硬撑这个地方，其实是资源的巨大浪费。目前的票价偏高，二三十元的门票一家人来了会喊吃不消。如今这样亏损经营，要放在民营老板手上，早急得坐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