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太多的“悼念日”，盛大的，微小的，不是属于皇权，就是属于民间的个体，真正让举国民众都感同身受民间生命的无上尊严的，还是在2008年和2010年这两个充满悲情却又昂扬着“国以民为本”精神的年度。

　　以此作基，国家对普通民众生命的尊重将走向深远。

　　今天，举国为玉树地震中遇难同胞默哀。这既是一个礼仪之邦对于优秀民俗的应有传承，也体现了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对民众生命应有的敬畏。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举国哀悼是有先例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逝世时，曾经设定过全国哀悼日。但是在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国旗为普通人而降，这还是两年前才有的事。前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国人第一次亲历为普通人降下半旗的哀悼礼仪，当年5月的3天全国哀悼日，令国家层面对于民众生命的尊重达到一个顶峰，也令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实现共振。

　　今日全国哀悼活动的举办，与民意相呼应，如果联系到国际惯例，我们可以发现，在尊重普通人的生命权益上，中国哀悼普通人生命的意识和机制已经愈加成熟，愈加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在玉树强震中远去的生命，原有着不同的名字，原有着不同的面孔，原有着不同的命运，但是，此刻他们都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公民，他们只有一个面孔：尊严，他们只有一个命运：受到国家和民众的深切悼念和至高尊重。

　　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太多的“悼念日”，盛大的，微小的，不是属于皇权，就是属于民间的个体，真正让举国民众都感同身受民间生命的无上尊严的，还是在2008年和2010年这两个充满悲情却又昂扬着“国以民为本”精神的年度。

　　以此作基，国家对普通民众生命的尊重将走向深远。我们不能预测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预测这种人文关怀必成大势。

　　从轻视民本的不堪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需要这样的大势为自身的健康发展“开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悼念的仪式有时限，但是尊重民众，体恤个体生命无时限。

　　在太长的岁月中，是民众扛起了自然灾难带来的沉重压力和恶劣后果，不仅生者扛，逝者也扛。生者独自咬着牙抗争着命运，逝者悄悄然远去，没有带起社会大潮的一点涟漪。

　　国家对民众生命权益的尊重，应当进行于“两者”之间：既应尊重生者的权益，让生者活得有尊严，又尊重逝者的权益，让逝者走得有尊严。然而，与生者的权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相比，尊重逝者的权益，特别是让其走得更有尊严，却一直是一个需要大力促进的问题。

　　1990年6月通过的国旗法第十四条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学者葛剑雄等提出了设立全国哀悼日的建议。随后设立的举国哀悼日凝聚了民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今天我们认识到，个体生命因灾难而完结，不仅是个体和家庭的悲剧，同样也是国家或社会的悲剧。我们再不能任由那些哭到无形的逝者的亲人“或余悲”，而“他人亦已歌”了。尤其是在发生特别重大的灾难时，他人的生命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相连，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相连，只有调动国家和民众的所有力量，才能挥去灾难的阴影。

　　玉树强震发生后，我们展开了一场特别迅速、特别有质量的救援，同样，全国哀悼玉树强震的遇难同胞，也表现了一个国家对于各个民族逝者尊严的极大重视，这是“汶川精神”的升级。

　　需要看到的是，举国哀悼机制的出现，是对公民生命的尊重，是对公民价值的认可，同时，它也以强大的推力，迅速在社会生活层面普及了公民社会所对应的生命价值观。那些在灾难中逝去的同胞，享受了国家和人民最高的哀悼礼仪，他们的离世虽然不幸，但享有了尊严。让生命富有尊严，不仅仅体现在生前，也体现在逝后。

　　国家层面的尊重生命、尊重逝者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来自于民间潮流的推动。近年来，尊重逝者的民间意识愈加强烈，这既有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和追思，也有对同时代逝者的痛惜，所以我们看到，对抗战大事件中包括英雄、平民在内的死难者的祭奠越来越自觉，对亲戚、师长中逝者的追怀，也越来越成为常态，以至于报章都出现了“逝者”版面。当举国哀悼机制建立之时，正是公民社会的生命价值观在民间扎根之时。

　　从汶川到玉树，我们感受到了“最悲哀的日子”的沉重，也领悟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个体生命最珍贵的纪念的分量。

　　此刻，因再次举国哀悼大地震中的罹难同胞，全中国人心中涌起的是无尽的悲痛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