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生的青海玉树县强震，令救援、慈善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然而，近年来，中国式慈善也显现了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4月14日，《中国青年报》载文，对“中国式慈善”进行了关注，报道称：“西南大旱考验中国式慈善，公募基金会主导下的慈善资源被指分配不合理”，一些草根NGO（非政府组织）因为没有募款权利，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更是直接指出：“很大程度上，现在不少民间捐款其实是在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就这些热点话题，快报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夏学銮。
□快报记者 刘方志
善款的去向应透明化
现代快报：您在两年前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在我国，社会慈善捐款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善款的去向这样一些敏感性的问题，政府的法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延展，那么，今天看来，这个机制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
夏学銮：我认为，民间的捐款可以直接送到所需要的单位手里。比如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对一些需要重建的校舍，具有教育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可以直接把捐款用到这上面。不要经过中间环节，中间环节越多，流程越多，问题就越多，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就会出问题。一些善款的去向还不够透明，应该及时公布，做到透明化。
现代快报：在我国，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并不多，每年，巨额捐款在那里汇拢之后，除了一些拥有自己项目的基金会外，其余的公募机构将绝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政府统筹捐款成为事实。
夏学銮：捐款最好由非政府组织来支配，不一定交给政府，政府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把善款直接给受捐单位，不应中间截留。
慈善机构提取的管理费太高
现代快报：慈善机构或组织对善款进行管理，您有何建议？
夏学銮：对于善款的管理，按规定慈善机构可提取10%或15%的管理费，我的建议是，对一些紧急的捐款，比如说灾害事件后的捐款，也就不应该收这个管理费，当然平常的一些捐款收管理费未尝不可，毕竟慈善机构也有人员支出嘛，不过，现在提取的管理费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能不能只收8%或者更少？
现代快报：一些草根民间慈善组织因为没有募款权利，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夏学銮：现在一些民间社团或者叫民间组织的生命力很顽强，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下去。不过，小的民间组织容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仅靠会费也不能解决问题，就要通过社会援助，非营利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坚持到现在，就主要依靠各环保项目合作方的赞助。但是通过境外支援，情况也很复杂。所以还是应由政府来支助这些民间慈善组织，在香港，民间组织就可以从社会福利署争取到资金。现在我们还缺乏这个机制，什么事都是政府冲在前面，实际上，发生灾害事件后，往往是民间组织冲在前面。我觉得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要理顺，两者应该是“可靠的同盟军”的关系，不要把民间组织当作对立面。
现代快报：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的处境颇为尴尬。为什么会出现依赖于政府统筹管理的现象？
夏学銮：民间组织的成员抱着募捐箱到社区募捐，居民不一定相信，相比而言，还是更相信政府。而社区参加这类事务，也还是从组织系统来走，这个尴尬确实是一直存在着的。
现代快报：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只有在中国完全相反。
夏学銮：确实应该是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应该借鉴香港模式，政府把钱拨给民间组织，由其发放到需求者手中。民间组织应该成为政府福利的“发送体系”，让政府的钱用得很及时、到位，使效用提高。
现代快报：规范慈善行为就必须有法律的保障，然而，在慈善界，乃至整个社会，说“千呼万唤慈善法”一点都不夸张。
夏学銮：应该加快慈善立法的进程，这样就可以规范中国的慈善行为，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关注“章子怡诈捐门”
公民意识在觉醒
现代快报：说到慈善，绕不过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章子怡诈捐门”，这一事件也证明了公众对于捐赠者的权利有了反思，您怎么看？
夏学銮：确实，人们很关心捐款到不到位，对所谓“章子怡诈捐门”的关注，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也督促着当事人及时补上未交的捐款。公众对明星的捐款有知情权，公众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整个事件中，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尊严并没有受到损害，“诈捐门”的定义不是公众给的，它也只是媒体的定义。不过，我倒不赞成用“诈捐门”来说这个事，说捐100万，她也捐了大部分款额，说“诈捐”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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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地方性慈善法规
已在江苏“诞生”
2010年1月21日，全国首部地方性慈善法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在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该慈善条例明确规定了慈善组织对社会信息公开的义务：应每年向社会公开慈善组织基本情况、慈善财产状况、慈善募捐和受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