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他的一生，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他是个军人，却像儒生，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经常奴役他的身体，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他叫粟裕。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

　　[上期回顾]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粟裕的异军突起，的确出乎毛泽东的意外。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这时候，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三连连长，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

　　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林彪就因为这回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少数派，竭力支持他，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粟裕则不但在红四军七大上沉默寡言，表现平平，警卫的时候又没有“交心”的宽慰话语，显得有些木讷，与灵泛的同龄人林彪自然不能比。不过，毛泽东的落难，毕竟也使他与粟裕之间有了一段难得的渊源。

　　一年后的1930年底，粟裕走上了高级指挥员行列，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这个师虽然是装备简陋的师级单位，却与红军主力林彪的红四军一样，一度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归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直接指挥。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

　　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度“下岗”，三年后的长征路上才重登“九五”，粟裕也就在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毛泽东到了延安，站稳了脚跟后，多次设法打听粟裕的情况，期望这个生龙活虎的“青年战术家”还活着。但毛泽东“侥幸”的期望没能成为现实，得到的报告是，粟裕可能牺牲了。

　　1937年5月，陕北热热闹闹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开幕词时，首先庄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粟裕作为“英灵”，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钊为首的烈士名单上，坐了第三十四把“交椅”。这当然也代表了中共中央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愿。

　　七个月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得到粟裕还“活蹦乱跳”的确切消息，连忙向延安毛泽东报喜：“粟裕还在。”毛泽东闻听后，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因为粟裕浙南山区多年的沉寂，毛泽东又从当年的一个方面军统帅，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此长彼消，这时候的粟裕，还未能获得与毛泽东再次直接对话的权力。但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粟裕，也不断从粟裕那里获悉诸如韦岗处女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意外的捷报。

　　1945年6月，粟裕接连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干净利索报了“皖南事变”一箭之仇。毛泽东再次对粟裕刮目相看，极富远见地对在场的周恩来等人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这个统兵打仗的“钦定”数据，后来全军只有三个人达到且超过了：解放战场的林彪与粟裕、朝鲜战场的彭德怀。世人可以不认同毛泽东是神，但不能不佩服他料事如神。

　　全面内战爆发后，粟裕七战七捷，首创打败蒋介石美械装备的“盈利”模式，使心里毕竟有些七上八下的毛泽东，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亲自提笔起草文电，将这一仗作为范例通报全军学习。就像后来他幽默地说自己做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周小舟，从过去的小舟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一样，粟裕也从警卫他一个人的小连长，成了南天一柱的“护国大将军”。

　　毛泽东有个“霸气”的规矩：党内同志上门，不论地位高低，资历大小，从不出门迎“客”。但有两个人让他破了例：一个是林彪，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亲自前往迎接；还有一个就是粟裕。

　　1948年5月，粟裕奉命前来商量华野战略行动。毛泽东又激动异常，大步迎出门外，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

　　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这是自己与粟裕1931年后的首次见面：“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粟裕自然也激动得一塌糊涂，连连问好。

　　十七年没有见面，又没有经过延安整风这一关的历练，粟裕过去尽管能打，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受信用的程度。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这回见了面，交了心，这个小个子看来可堪大用，毛泽东也就采取了更非常的举措。他采纳了粟裕不过江的战略建议，还将华野的一把手陈毅调往中原，让粟裕接替其位：“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再三向毛泽东推辞，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陈毅去中原后，原来在华野的职务继续保留，粟裕以代司令员、代政委之职实际统率华东野战军。

　　粟裕的秘书蒯斯曛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比他还大一岁，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很有些为人处世方面的经验。他当晚听粟裕谈到辞让司令，还惹得主席不高兴时，跟粟裕说：“首长，你这样做不好，将来可能有点麻烦。”

　　蒯斯曛是秘书，也是个作家，文人心眼就是多。这些麻烦尽管十年后才到来，但许多知情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之毒。

　　进入1950年，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第一爱将林彪。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和平钟声的敲响，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的这种“荣光”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而戛然而止。彭德怀主持千人大会，给了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残酷斗争了五十余天，即便不得不低头，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也还是过不了关。

　　好在毛泽东没有完全忘记粟裕。他先找到萧劲光，询问萧劲光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直言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他意味深长地传话给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们，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

　　最高统帅话里有话，别人下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粟裕才终于得以过关，没有走进敌我矛盾的行列。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不幸突然落马，被人拿出他整粟裕的方式开始不断地整。这年9月15日夜，毛泽东出席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扩大会议时，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

　　众人发言后，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他还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罗瑞卿当即欠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是！”

　　几个月后的1960年1月，粟裕果然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006年7月，原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秦叔瑾老人，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出席的《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上，以书面语言郑重地说：“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他认为，毛主席的话，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