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民主受到抑制的地方，问责制度流于体制内相互掣肘的地方，漠视民众利益、忽视人民幸福感的地方，发生网络舆情事件的概率就高，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偏差就大。凡是政务公开较好的地方，官民沟通互动频繁的地方，经济社会政治平衡发展，人们享有基本权利的地方，即便出现网络舆情，也很难演变成一个季度甚至一个年度里的反面教材。

　　4月11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在其梳理的本季度十件“舆情热点事件”中，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被红色示警，成为了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的典型。“不幸”中之“万幸”的是，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父子自焚事件榜上有名，却逃脱了挂红，以“存在明显问题”稍“逊”于晋贵两事件。不过，橙色不能成为庆幸的理由。连续两个季度江苏都有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缺陷的事件上榜（上次是徐宝宝事件），不能不引起事件发生地的行政团队好好思索。

　　说互联网政治是老话题，说网络问政、网络舆情也是老话题，说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更是老生常谈。但一个显见的现实是，网络舆情的冲击力与日俱增，对各地公共治理和公共事务的干预力越来越强，甚至牵涉到曝光问题官员的身败名裂、瞬间沉浮。这两天发生的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酒后猥亵、暴打几名女子，当地副县长张建成在场冷漠旁观之事，现在已成为又一起舆情沸腾淹没当事权贵的丑闻。闵志涛的支行行长职务被罢免，而固始县纪委已对张副县长进行调查。舆情可滔天，谁敢不正视？可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或对网络舆情继续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或视网络舆情为洪水猛兽，不共戴天；或将网络舆情当做权力危机，拼命公关；或在网络舆情面前惊慌失措，应对失当。这里面原因很多很复杂，有的自恃权重无人撼动所以不怕，有的藐视草民政治，以自己为正义的代表不以为然，有的在上级暧昧的态度面前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舆论被动。总之一句话，他们不是在“应对”中重视一个“应”字，即“呼应”民意，与人民的情感、意志、要求相互映照，努力寻找共同点，消除异见，达成共识，而是格外看重那个“对”字，处心积虑思考怎样对付网民舆论和公众情绪，怎样掩盖网络揭露的地方丑闻和负面事件真相，怎样为陷入舆情漩涡中的责任官员、腐败官员做保护伞、建避风港，这样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不出现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所引发的次生灾害——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社会公平正义被践踏，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普遍遭质疑的后果？与其说应对能力不强是这次上红榜、橙榜地方政府的软肋，不如说应对意识不正确是所有为舆论诟病的地方政府的顽症。是“对付”舆情还是“呼应”舆情，是地方执政思维先进还是落后的分水岭，是为谁执政的试金石。

　　再来观察一下上榜事件的发生地，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并不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直接相关，但一些地方人治色彩较浓，强势政府模式主导一切，常常使基层权力生态异化。尤其在相对封闭的乡镇，一些基层官员仍然借“公共利益”之名，肆意践踏民众私权。在这些地方的制度框架中，由于没有民主惯性做引导，政绩考核偏重于GDP，也导致了某些基层官员的胆大妄为，置舆情的关注、批评于度外。东海自焚事件，可以从这一规律中找到影子。如果不是连云港市及时处置这一突发公共事件，果断将责任官员停职，不知道事件的恶性会发展到哪一步。

　　由此可见，民主受到抑制的地方，问责制度流于体制内相互掣肘的地方，漠视民众利益、忽视人民幸福感的地方，发生网络舆情事件的概率就高，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偏差就大。解决舆情应对能力，重要的不是培养行政官员的公关技巧、外交辞令，而是在这个地区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主问政、民意督政。凡是政务公开较好的地方，官民沟通互动频繁的地方，经济社会政治平衡发展，人们享有基本权利的地方，即便出现网络舆情，也很难演变成一个季度甚至一个年度里的反面教材。

　　奉劝各地行政大员，不要忽视由网络媒体汇集的舆情公共事件应对能力的调查。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一个不适应网络问政的地方政府，一些个缺乏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行政官员，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末位淘汰掉的。因为互联网中的民意，是赤裸的民意，不会被你的权势和利诱所左右。

　　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但公共治理有一些基本价值理念不能突破，比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透明、廉洁等。空谈为民执政，实际上不施行善治，民众对政府公共治理的评价就低，就容易引发舆情冲突。与其苦心经营网络技巧，不如退而织网，在全方位为民服务上建立信誉。这样下去，红榜、橙榜还会赖着你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