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然而，仅仅两年后，1929年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让老百姓们回到了战乱的惊恐中。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虽然尚还稳定，但终究还是乱世的一部分。

　　乱世有乱象，1929年4月12日，南京的警察在汉西门外查获了大宗军火，这些军火来自哪里，会有哪些人购买？新军阀混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我大好东北河山，沦于敌手。面对外侮，热血男儿纷纷加入抗日的队伍。1932年4月12日，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两位华侨飞行员投效十九路军。可就在同仇敌忾之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却又于这一天颁布了“取缔不法义勇军”的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1929年4月12日

　　大宗走私军火引起警方恐慌

　　曾从印度人手中买过军火的云南军阀龙云

　　1929年4月14日的《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西区汉西门外查获大宗军火 步枪机关枪坏枪及子弹等甚多》的新闻报道。内容如下：“本京汉西门外凤凰街第三十五号门牌庚源煤炭厂，原为前第四十四军业开鑫部之留守处，自该军所编遣散后，即经撤销，乃该管西区第四分署署员杨熙，近据民人密报，该厂内藏有大批军火，并已发现有零售枪械，每个十元等情，当于前日（十二日）下午十一时二十分，派遣巡官刘国钧，率带户籍员及长警数名，藉查户口为由，前往检查，果在其三进房屋内，查出七九步枪三百十一支，大小机关枪八挺，各式子弹六十八箱，损坏步枪三十余支，子弹铜头两箱，机关枪零件三箱，铁扞子两根，步枪托九个，该署员见有如此大批之数，案关军火，未便擅专，遂以电话报经区署，转报首都公安局，请示办法。”

　　接到汇报之后，首都公安局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就派遣该局手枪队警士二十多名，乘坐汽车赶到现场，进行清点。并打电话到公安局要来卡车四辆，装载后拖回城内公安局。同时，警士们将庚源煤炭厂厂主李化龙，及官员苏云奎，李玉泰共三名，一并拘押回局，准备查办。

　　看完这篇新闻，记者不禁纳闷，国民政府首都竟然出现了如此大宗的走私军火，它们究竟从哪里来的，零售的对象又是什么人呢？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守谦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1929年的中国，走私军火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从欧美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日起，军火就成为中国人最为热衷的舶来品之一。

　　和晚清相比，民国更是军火销售的黄金时期。但官办的军火机构根本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便出现了“黑市”。那个时候，除民国政府官办的军火外，军火还有以下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有大量剩余军火需要出手，而民国各地军阀又纷纷整军备武、争夺地盘，因此那些剩余的军火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中国；其次，外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也加入了军火买卖的行列，何况还能借机拉拢当权者，维护他们所中意的秩序。意大利使馆警卫队长瓦拉尔达曾把数千吨轻重武器卖给军阀曹锟，帮助他与南方革命军作战。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凡雷纳则在提取近三成的回扣之后，将7000支步枪和700万发子弹卖给了云南军阀龙云，以加强法国与中国大西南的“特殊关系”。

　　而上海师范大学的高老师也告诉记者，官办以外的军火买卖严重干扰了国民政府的军工业生产，因而被禁止。但暴利面前，“黑市”军火买卖从来是禁而不止，大量的军火被走私到各地，尤其是在1929年的中国。

　　自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形式上已统一了中国，掌握了中央统治权，但是，他只占有南京、上海和东南各省；而新军阀冯玉祥占有豫、陕、甘、宁、鲁等省，拥兵40万；阎锡山占有晋、冀、绥、察几省和平津两市，拥兵20万；桂系占有两湖、广西；李济深占广东支持桂系；张学良虽然易帜，但东北仍为他的地盘。他们据地称雄，对蒋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蒋介石决定“裁兵建国”，以解除威胁。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各派系的代表共48人出席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吵，最后确定全国设立八个编遣区。根据编遣会议决定，蒋介石获利最多，冯、桂、阎发现上当，便由互相攻讦转为消极抵抗。

　　编遣会议后不久，蒋介石又召开国民党“三大”。在会议代表406人中，蒋介石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选出者仅73人。会议处分了反蒋势力，对已公开反蒋的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开除党籍，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这样一来，蒋介石与其他各派势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军阀们的战争打响之前，蒋介石先行一步，将军火生产严格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军火走私愈演愈烈。通过各种渠道拿到军火的大小军阀们在1929年开始了一场近一年时间的混战。

　　可高老师提醒记者，虽然在南京西区汉西门外查获大宗军火之日，正是蒋介石与桂系酣战之时，但这批军火应该和军阀混战无关。根据当日的新闻报道，这批军火以零售的形式出现，它的对象应该是南京及周边地区出于自卫需要的市民。因为乱世之中，私人买卖并持有枪支是政府所无暇顾及的。但按照1929年每斤大米6分钱左右的价格，每支枪械十元绝非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因此这批军火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富有人士。

　　因此，对于1929年4月14日《中央日报》上的这则新闻，高老师认为，由于这是私人性质的军火走私，极有可能因“黑幕”而不了了之。果真，记者在随后的报纸上，再也没有看到关于这件枪械走私案的后续报道。

　　1929年4月14日《中央日报》刊登汉西门外查获军火的新闻

　　1932年4月12日

　　旅美飞行家回归祖国参加抗战

　　抗战时期的华侨飞行员

　　1932年4月13日《中央日报》上转载了一则消息：“中央社昆山十二日下午六时电 旅美华侨关炳权、钟躅志二君，在美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同切杀敌，现已到十九路军投效。”

　　熟知近代史的人，都会从这个消息中得到这样的背景：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战事。次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旅居海外的华侨从这时开始，兴起了抗日救国运动，旅美华侨关、钟二人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说明。

　　上世纪初，孙中山曾经倡导过“航空救国”的思想，而“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各抗日救国会努力实践着他的思想，旧金山等地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在广大华侨的支持下，纷纷创办了航空学校。在众多的航校中，以波特兰、旧金山和纽约3所航校办得最为出色。

　　根据记者对这则消息的转述，华航航空学校的李老师认为，这两位在1932年投效祖国的华侨极有可能来自波特兰航空学校。

　　据介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波特兰航空学校就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建立。学校的宗旨是：“训练航空人才，对外为巩固国防，尽力拒敌；对内发展航空事业，永不参加任何政争内战。”报考者必须具备下列资格：凡爱国青年思想清新、身体健全、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者；年龄在18岁以上、30岁以下者；对于汉文英文具有普通学识者。规定学习的科目为航空术、航空理论及国耻史等3门。

　　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一切费用皆免，而且，学生毕业后，成绩优异者，由该校资助继续深造；但学生若半途退学，学校则会追缴他在学校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学生在练习期间，不受指挥者，除追缴全部费用外，并勒令退学；学生学成后不愿按学校宗旨服务者，除追缴全部费用外，并通知航空部门永不录用。

　　该校开办两期后，到1933年第3期招生时因经费困难而停办。不过，在两届36名毕业学员中，有32人回国服务。

　　虽然无法找到学员的所有名单，但关炳权和钟躅志二人来自该校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其他的华侨航空学校建立都在这之后，比如，纽约华侨航空学校是于1932年3月建立的，旧金山航空学校 1933年8月才正式开学。

　　从1931年9月至1937年8月，华侨飞行员纷纷回国报效空军，成为国民政府空军的主力。当时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华侨子弟是其骨干。国民政府空军驱逐机队的飞行员中，美洲华侨青年几乎占了3／4。他们英勇善战，不少人为国捐躯。李老师举例说，这期间仅从美国归来的台山籍华侨飞行员就有50多人，其中30多人为国牺牲。

　　1932年4月12日

　　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取缔不法义勇军

　　▲1932年4月13日的《中央日报》刊登《蒋蔡取缔不法义勇军》消息

　　蒋光鼐(左)与蔡廷锴

　　在“旅美飞行家投效祖国”的消息旁边，还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蒋蔡取缔不法义勇军》，内容是：“中央社昆山十二日下午六时电 蒋光鼐、蔡廷锴为取缔不法义勇军事，通电太仓常熟昆山苏州吴江武进无锡江阴各县长知照，以免投机及反动分子借端活动。”

　　说起抗日义勇军，许多人就会立即想到曾发起江桥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严厉打击的马占山。其实，除他之外，在“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组织的义勇军数不胜数，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与此同时，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抗日武装也纷纷涌现。他们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疲于奔命。

　　1931年10月，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来。”伦敦《每日导报》也撰文说：“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

　　那么，既然如此，因淞沪抗战还击日本侵略者而名闻天下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和蔡廷锴，又为何发出这份通电呢？“不法义勇军”又是怎么回事？

　　上海师范大学的高老师认为，“九一八”事变后，除了东北外，全国其他省市也有许多热血人士组成义勇军，奔赴东北前线，得到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但这其中难免有许多“浑水摸鱼”者。

　　高老师分析说，从当局的角度来看，这“浑水摸鱼”者，一方面是那些打着抗日旗号，由土匪、恶霸、散兵游勇组成的“义勇军”，他们的实质就是武装土匪组织，以抗日为名，行强盗之实。比如昆山，就有“义勇军”到大户人家讨要“抗日人头费”，拿了钱之后，并不成行，继续鱼肉乡里，致使百姓不堪其扰。另一方面，当局还担心，这“义勇军”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外衣。1932年的蒋介石，对此可是忧心忡忡，尤其是昆山苏州无锡一带，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如果让中共借“义勇军”之名，在这些地方站稳，则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在如此抗日之火盛行的形势之下，如果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取缔不法义勇军”的通电，势必会让已经遭到谴责的蒋介石更加举步维艰。因此，让抗日名将蒋光鼐和蔡廷锴来发出这番通电是再合适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