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员下岗竞聘”属于非常手段，而成功的机制在于使权力受到来自社会的约束，而不在于机构内部的人员不断更换。

　　从《瞭望新闻周刊》封面报道“警界新政”中，人们知道了又一个城市的“全员下岗竞聘”警务改革。上一个是重庆，从派出所到局机关，从副科职到副局长，全体解职，竞聘上岗。虽然重庆强调警务官员竞聘上岗是聘用期满，重新聘用，力图将“大动作”解释为正常操作，但全国舆论仍然将这一行动解读为打黑行动的连续效应。而舆论对警务系统的改革予以了理解，表明社会对整顿警务系统有较高共识。

　　相比之下，太原警务系统对干部实行全员下岗竞聘，被认为是主动求变。社会急剧转型，稳定形势严峻，警民关系微妙，警务系统非求变不可。《京华时报》报道说，太原市公安局称，自去年实行全员下岗竞聘以来，局机关内设一级机构精简了49%，二级机构精简了63%，局机关人员精简了33.7%，与此同时，去年太原市抢劫类、抢夺类、盗窃类警情分别下降了51%、33%和23%。

　　其实，如果结合警务系统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对警务系统的形象认知，无论重庆还是太原的警务改革，都应当算是压力下的动作。社会对警察及警务系统的评价，呈现着两极化的倾向，一极是紧急状态下人们为警察的付出与牺牲而感动，一极是日常情态下人们对警察和警务系统不乏负面感受。而紧急状态总是很少的，而日常状态是长期的，这样，警察与警务系统的形象尴尬也是经常的，这就是警务系统必须改革的理由。

　　无论作为刑事司法还是作为行政执法的主体，警察都既是一种专业，更是与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与日常感受高度相关。所以警务系统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注视之下，比起政权体系中的其他部分，警务系统的行为往往被放大，无论其良好表现还是其不良表现都是。因为总是处在社会冲突的现场，而社会冲突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之所，社会冲突的处置又是人们形成社会优劣判断的重要依据，所以在民众的心目中，警务系统的工作往往代表着政权的表现。

　　重庆的警察全员竞聘是否清除了黑恶势力对警务系统的侵袭，太原的警察全员竞聘与警情下降之间是否有完全关系，很难判断，但毫无疑问的是，全员竞聘这种相当猛烈的动作，肯定能够触动相当多的警察，即使不说解放警力，至少可以使警察与其管辖区域内的原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得以改变，仅此，也将产生一些良好的效果。

　　但更加重要的是对警力的解放。重庆和太原都伴随着警务系统的机构重置，机关裁撤削减，警员充实到一线，以及竞聘带来的上任雄心，都可能发挥出比单纯人员增加更大的效果，因为机关裁撤可能使无谓的内部损耗减少，精神是否振作也能产生不同的工作成效。

　　然而，全员下岗竞聘对警务系统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为之一振”，不如说是“为之一震”。震动是巨大的，提振之功也是可见的，需要思考的是警务系统为何积累出必须以如此巨大震动来解决的问题。内部人事更迭是一味急药，但并非长期办法。也许经常性的全员下岗竞聘，可以形成考绩机制，但这虽可保证人员的新鲜，也可能带来“疲劳效应”，还可能产生警员累积性评价的不公问题，一个工作30年的警察与一个工作10年的警察，很难以简单方式评价其工作。

　　现代科层管理也好，警务系统作为社会管理的部分也好，都需要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怎样通过日常管理避免警务系统的暮气，避免警察成为社会不良势力侵袭的对象，这是重要的。自古以来，中国政务的防蔽设计，重在人员交流和相互调换，虽有一定作用，但基质上缺乏权力制约使得防蔽困难重重。“全员下岗竞聘”属于非常手段，而成功的机制在于使权力受到来自社会的约束，而不在于机构内部的人员不断更换。警务系统是这样，整个权力系统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警务系统的改革，需要政府改革的同步进行。

　　还需要说到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警察数量不足的国家，而总体上国家公务人员又很多，公民供养政府的成本很大。机构太多，权力扩张，不仅使社会配置的应有警力难以承受，而且看似管理有序，实在也制造了不少侵犯权利、制造冲突的事情，从而扩大了警力的缺口。怎样建立起现代治理结构，减少权力机构，限制权力扩张，放开社会权利，不要因为权力扩张制造冲突去牵扯警力，也不要因政府机构太多、警力不足而影响对公民的治安服务，这也是政府改革一个问题。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