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同样有一千个对“幸福江阴”的不同理解。3月27日，第八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暨“幸福江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阴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阐释了他们眼中的“幸福江阴”。或充分肯定，或建言献策，或中肯评价……但不约而同的，专家们都看到了“幸福江阴”建设对人的关注，对民生的关注。“人类发展是给每一个人自由选择自己发展的机会，江阴为整个中国甚至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都提供了典范的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官员卢亦斌如此评价“幸福江阴”建设。
为民造福
应是执政团队的最终目标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江苏宝应人，哲学博士，研究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1995年创立了自成体系的“主体认识图式”理论和经济特区理论。
周文彰是个典型的理论型官员，风度翩翩，口若悬河。在这位行政学权威的眼里，“幸福江阴”是一曲由地方行政首脑指挥，经济配乐，人民主唱，内容丰富、旋律优美的社会发展交响乐——
“幸福江阴”从提出构想，到行动纲要，再到实施过程，全过程清晰展示了一个县级市的政府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为推动新形势下执政团队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示范和启示。选择“幸福”作为执政目标，对基层地方政府来说，难能可贵。一是幸福的涵义众说纷纭，二是幸福的感受千差万别，三是幸福的体验最容易受到伤害和刺激，把老百姓的幸福感作为政绩考核指标，最容易遭受微辞。这种自我加压、自我挑战的执政作风，值得我们称道。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经常听到的话，但它最容易口号化、虚化。GDP、财政收入数字是硬碰硬。有些地方为了发展可以竭泽而渔，群众的幸福感被弱化，也缺少一套实实在在的考核体系，难操作。但是江阴提出“五民五好”，从长远目标变成眼前目标，从喊在嘴上变成拿在手上，虚的变成实的。而且幸福不幸福，群众说了算，这样的为民造福应该成为所有执政团队追求的最终目标。
有些地方喊发展，喊了多少年喊不上去，就是没有一个好载体。我感到，幸福江阴，就是这样一个好载体、好抓手。很多地方政绩工程引来一片骂声，有的地方征地、拆迁出人命，闹上访，实际上是人民没有幸福感。
对话
现代快报：怎么看待把考核的指挥棒交给老百姓？
周文彰：以民主推动民生，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他们最盼望我们做什么，让老百姓参与，让老百姓决策，这是很明智的。同时也是最科学的。幸福不幸福，欢迎不欢迎，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老百姓说了算。只有把我们做的事情放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我们做的事情才有根基。
现代快报：人人幸福是一种很高的社会境界，完全实现应该说很困难，这有点类似于过去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您怎么理解“幸福江阴”追求的人人幸福目标？
周文彰：你说的对。很难保证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幸福体验。比如说住房，住高楼大厦的也不一定幸福，住平房的也不一定不幸福。幸福建立在人无我有上，如果都有了，谁还会觉得幸福？大多数人幸福了，那就有一部分人不幸福。所以说人人幸福是政府追求的执政目标，不一定作为执政结果考核。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有责任努力做到让每个人都幸福。也可以说，人人幸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阻碍幸福的普及，如分配机制、干部作风、廉政状况、生态保护力度、思想文化氛围、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等，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始终抓住发展是硬道理。现在阻碍人人幸福的最大障碍是社会公平正义程度不高。现在有些地方经济迅猛发展，百姓生活不断改善，但是他们在幸福的满意度上反而有所下降，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现代快报：前面一段时间您写过一篇文章，谈“好人”和“好官”的关系，现在有人担心，江阴会不会出现换一任领导、换一种状况的局面，您有没有考虑过怎样预防这种现象？
周文彰：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这个事情一定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我们这一届做的事情一定要真正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而且是受到人民欢迎的，实施的效果是好的。第二，对后任来说，凡是这种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这根接力棒接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好，这才是我们每一级领导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水平。
“幸福江阴”
阐释政府与民众的伦理文化
席格伦博士，澳大利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当代中国研究学者。2005年起担任西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对文化与政府行为、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伦理文化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
席格伦教授是江阴这次专家来宾中较为特别的一位，因为他流利的普通话比江阴人说的还要地道。特别是他谈论“幸福江阴”的开场白中少有地引用了中国古谚语，让那些中国学者大跌眼镜——
我听说哈佛大学前校长刚出版一本介绍与分析“幸福研究”的书。所以，可以说“幸福”的追求一直困扰着人类。只是在工业革命后，在物质文明庞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把政府的关注从基本的“温饱”问题移植到“幸福”的具体实现。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江阴市实现了小康，后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在“后小康”的地区发展是为了什么，什么是发展？按我了解，幸福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心理学方面，最让人有持续长久的幸福感是是否在他的居住社区有归属感。我自己觉得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下怎么让那些来自外地的新市民在城市安居乐业，有归属感。
我觉得江阴市的经验不仅是给中国各级政府做了功课，也是值得国外学者与官员关注的政治管理实验。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很快，但也出现了一部分人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人为人民币服务的问题。
我觉得“幸福江阴”这个项目代表了政府与社会的一种“伦理”关系，就是政府不仅提供服务，比如说修路、环保、教育、养老、治安等等，政府对社区、对老百姓还有一种“道德”责任，就是怎么让他们过幸福日子。父母对子女的幸福有责任；儿女对父母的幸福有责任；一个社区对它的弱势群体有责任；是一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伦理关系。
对话
现代快报：席格伦教授，在我们中国，更多的人会把民众幸福工程这样的政府工程当作一种政治责任，属于一种政治文化，而您认为幸福首先是一种伦理文化，幸福与否反映政府和民众的一种伦理关系。您觉得这里面有区别吗？
席格伦：按照我的理解，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是在为民众服务，政府在服务过程中与社区和民众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的人文关系，这样的关系应该更多地反映一种伦理文化，即民众个体的幸福不是政府强加施舍的，是自然取得的，而且我的幸福不能建立在别人不幸福的基础上。江阴的幸福工程是很重要的政府项目，有政府色彩，关键看其下一步怎么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在发展，建设幸福工程市民参与是主体，政府色彩以后要慢慢褪去。
现代快报：您所在的澳大利亚有幸福工程吗？政府怎样帮助民众实现幸福？
席格伦：澳大利亚政府还没有开始正式使用“幸福”这一概念作为治理的一种指标，当然有类似的统计，但不会组织幸福评比这样的政府行为。在我们那里，幸福是个人的体验，幸福不幸福也是一种自我评价，不要政府干预。但政府有责任为人民幸福感服务，而不是去评估它。以后也许会有。政府首先要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更多地考虑民众的感受，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上。
现代快报：您刚才把幸福感作为一种伦理关系比喻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在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有把行政首长比作父母官的说法。我们的“父母官意识”是不是您所说的父母责任？现在我们已经对父母官的提法提出批评，认为它反映一种替民做主的落后思想，会阻碍中国的民主进步。您觉得呢？
席格伦：在落后地区，叫做父母官可能比较好一些，他们会更有责任把当地的社会建设好。当然，当子女长大了，就应该让子女独立，让他们有发言权、参与权，要建立“家庭规则”，“父母”不能再包办代替了。哈哈，父母官不是问题，关键是政府管理民众时需要持有一种父母对子女的情怀。
快报记者 宜强
精彩语录
江阴的实践是县级的，模式有中国意义。很多地方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说处理得差不多。但是否可以考虑中间组织、民间组织，如何让公民有更多的选择？此即所谓民本政治。
——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教授）
人类发展是给每一个人自由选择自己发展的机会，同时能够给他们充分实现自己选择的机会，在这方面，江阴为整个中国甚至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都提供了典范的作用。
——卢亦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官员）
发展是幸福的根基所在。幸福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某些幸福的感觉是不稳定的，是一个不断实现，不断满足，又不断提升目标的过程，所以不能满足现有的幸福考核，要通过发展不断巩固。
——李忠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评价是个工具，怎么来保证这个工具是合适的，江阴做得很好，是从公众的看法来评价政府的绩效，目标上、方法上、效果方面都是透明的，更好地吸引了公众关注和参与，这样可帮助政府在未来更好地改革评价过程。
——Kathleen Hartford（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治理与公共政策项目官员）
江阴民主做得不错，五个民背后是一个民主，民主促民生。是否把第六个民——“民主”放到幸福指标里去？政治民主也可以用指标测试。幸福离不开民主参与，幸福动力要来自老百姓的追求才行，来自高层某一位领导或当地哪个领导，这样的动力是危险的。
——浦兴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幸福江阴可能需要更加朝着公共治理的基本价值上完善。一个人遇到不幸，得到政府体制的帮助解决了困难，那他就会感受到幸福，这种体验是不断的，也不完全是个体的。这种个体体验汇集起来，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反映一个共性的善政、善治的公共治理状况。
——周红云（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幸福的考核体系上，尤其要对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提供比较细的指标，他们虽然很少很少，但他们对社会不满意，很难说这个社会是幸福的。
——王庆伍（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幸福江阴”建设更多是指一个生存状况，一种生活质量。为人民谋幸福，并不是单纯指为人们提供一种感官的快乐，而是指为人民提供均富、平权和尊严的一种生活保障，以及自由、公平、公正的发展空间。
——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快报记者 宜强 整理
（本版所有文字系本报记者采访记录整理，未经受访人核阅，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