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成都西华大学大三学生杨锐，花半年时间完成了一篇“史上最长毕业论文”，全文达16万字，论文题为《中国高等教育十年发展之怪现象》，杨锐表示，希望用这样一篇文章引起大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他说，他写此文的动力来自“钱学森之问”。

　　“当初钱学森去世，报上刊登了钱老和温总理的对话，提到我国高等教育为何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杨锐说，他当初只是想写几千字的论文，结果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很多，论文也越写越长。（天府早报报道）

　　说中国高等教育完败，如果不是拯救堕落教育的使命感，起码也是恨铁不成钢的难过。因为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正享有高等教育福利的教授。

　　这两天，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的“高等教育完败”说，引起了许多同行的共鸣。中国青年报8日也发表评论指“高校陷入盛衰怪圈”。确实，且不论上述观点是否偏激，时至新一届高考临近，江苏昨日公布了省外11所高校在苏招生的规则：今年将分文理两条线录取，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各高校要求基本不变。期待教改坚冰能够打破的诸多人士，听闻一切照旧，多少有点失望。显规则依然，潜规则自然不会消形。

　　说到高考潜规则，不是一日之寒，当然需要逐渐在改革的暖流下融解。但是，对中国高考、高等教育种种怪形状的成因，如果还是指桑骂槐，则无益于拯救，因为现在的教育包括高教在内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沦为逐利趋利的工具，使教育丧失应有的节操和尊严，才导致“高校陷入怪圈”这样匪夷所思的状态。

　　不幸的是最近两日，见诸报章的三个新闻，正好佐证以上命题——

　　一条是南京财经大学某副校长身兼十家公司董事，被外界戏为独董“专业户”、“捞外快”最勤快独董。他因频频受雇问题上市公司而遭外界质疑。此前，南大一党委副书记因违反中央反腐禁令而辞去一家公司独董职务。业内透露，南京高校众多精英为了赚酬劳身陷“独董门”，已不是稀罕事。教授们不为五斗米折腰，放在今天可能是故作清高，但身兼数职，是否不务正业，能否专心教学，却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一条是河北魏县为举办梨花节(4月7日-13日)，从全县教育战线选拔160名年轻教师当礼仪小姐。图片上穿红着绿、笑容可掬的女教师们正在刻苦训练。这条消息和照片迎来板砖无数，但当地政府毫无悔意，我行我素。人家地皮上的教师吃着财政饭，拿着政府薪，即便有师道尊严的女教师们不情愿，有教书育人使命感的校长们不赞成，又能怎样？胳膊拧不过大腿。比起地方经济的发展，比起招商引资和旅游收益，牺牲一点女教师的时间、体力甚至身姿，耽误一点教学，又能如何？

　　另一条是江苏无锡，一个教学机构面向全省招生办“富二代”培训班，下月中旬正式开班，3个月收费66万。学费贵得吓人，但令人咋舌的还在后头：和普通的MBA等培训课程不一样，“富二代”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玩到哪，学到哪”。学经营学高尔夫学骑马学茶道。课程共计有12周时间，其中还有两周出国到新加坡学习，其余时间都在国内复旦、厦大、北大等知名大学上课。富家子弟砸钱买文凭、玩书本没什么问题，学点东西总比不学无术好，学费也是愿打愿挨，别人无权干涉，但如果真的有钱就能拱开神圣学府北大、复旦的门，让这些踩着钞票进来的富二代们正襟危坐在课堂上，与寒窗苦读十分艰难地考进大学的学子们为伍，或者弄个名校的戳戳盖在文凭上，实在有点打教育的脸。

　　教育没有自尊，教学沦为挣钱的工具，学生舍命考大学为了出人头地，中学为择校收入盯着升学率，教授出书评职称搏名誉捞待遇，大学校长冲着行政级别揶揄“去行政化”……这一切，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教育功利网，让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教育伦理出现历史性的大倒退。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言：中国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其实，科举成了古代教育的“原罪”并非没有争议性。起码，科举制度解决了封建国家各级行政职位的分配公平问题，这与现今的高考解决入学机会分配问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说科举中的潜规则为民众诟病，那么，今天的高考潜规则、招生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学校教育应试完全成为校本利益，学生求学完全成为就业的附庸时，我们教育的人文意蕴就丧失殆尽，机器化工具化就成为必然了。要拯救堕落的教育，不是废除哪一种应试形式，而是重建教育的品质，从教育的目的开始，构建一套适应现代文明社会要求的新教育生态。否则，即使把高考废了，教育也还是没救。

　　当教育界在热烈地讨论许多新的教育改革或主张的时候，当教育家们把批判教育学、解放教育学、后现代教育思潮、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等一串串时髦名词译成中文的时候，却鲜有人像钱学森、邓晓芒、杨锐那样把我们老祖宗“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警训重温一遍。如果利润的追求完全遮蔽了教育的责任，如果一个时代教师不能严守师道，如果社会上把教师当做招商的风景，还能有什么真正的教育尊严可言？没有教育尊严，那“完败”可就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