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他的一生，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他是个军人，却像儒生，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经常奴役他的身体，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他叫粟裕。一个方面军的统帅，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

　　[上期回顾]

　　粟裕的老家，位于湘西会同县伏龙乡的一个小山村。少年粟裕喜欢跑步，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后来，他在红军里填写党员登记表“有何特长”一栏时，惜墨如金地只写了三个字:“跑长路。”

　　粟裕走出湘西，如果也有些许遗憾的话，那便是与黄埔军校无缘。萧劲光就不无惋惜地说粟裕，“没有特殊的际遇，也从未有机会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

　　号称“红军之鹰”的林彪，就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兵，大约只学了六个月，便开始“上岗”，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三连，担任见习排长。他的全部军校学识，也仅初步接触了《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课程以及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而已。

　　这些课程和训练，在叶挺独立团扩编升级而成的二十四师教导队几乎都有，时常前来做报告、授课的周恩来、恽代英，就曾是黄埔军校“大师”级的教官。因此，这支中共当时唯一正规武装的教导队，被称为中共领导的军官学校。

　　1927年5月，没有机遇进入黄埔军校的粟裕，在参加常德二师学潮时遭通缉，被迫中途辍学，一路昼伏夜行逃到武昌后，进入了二十四师教导队，有幸成为这所“军校”的一名学兵，并做了兵头将尾的班长，开始了自己“学万人敌”的经历。

　　教导队的驻地也十分正规，不输于清雅宁静的黄埔岛。驻地位于武昌宾阳门外，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校园，环境清幽，场地开阔。教导队共有一千余名学兵，清一色的中共党团员。“古来征战几人回”，二十二年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时，学兵们却已大多倒下，血洒疆场，所剩无几。

　　对这所“军校”，中共颇有见识的高层格外重视，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都异乎寻常的严格。

　　一般军队或军校都是每天“三操两讲”，教导队却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实际上也是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

　　或许，从这些课程里，似乎也可以找到后来李默庵、张灵甫、王耀武、邱清泉、杜聿明等不少黄埔军校学兵，三三两两先后成为教导队学兵粟裕手下败将甚至阶下囚的一个原因。

　　每当清晨起床号一响，“枕戈待旦”的教导队学兵们，必须神速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随后便是十公里的例行长跑，目标是抢占校园外一座百多公尺的山头。抵达终点时，学兵们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排尾。队长不表扬也不批评，但众目睽睽之下，后到者的尴尬与愧疚之感，自然可想而知。黄埔军校也有围绕黄埔岛公路晨跑的操练惯例。绕岛一周，大约有十五公里。林彪曾因体质较弱，在跑步时突然栽倒，整齐的队形顿时被打乱，在教育长邓演达面前着实出了一回洋相。

　　粟裕早在老家就有过有意识的长跑训练，教导队这一操练项目，自然是小菜一碟，难不倒他了。学习中的粟裕心情十分舒畅，很快习惯了军旅生活。

　　一个月下来，他的身体更加结实，脸色黑里透红，四肢尽是鼓鼓的肌肉，与健美运动员有得一比，走起路来虎虎生威。他已从一介文弱的白面书生，成为一个可以迎接任何严酷战斗的现代军人。因为表现突出，这年6月，粟裕从共青团员（常德二师时加入）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帅哥”领袖汪精卫，比翻书还快地突然翻脸，继南京蒋介石之后，向多年同一战壕的战友中共，举起了寒光闪闪的屠刀。

　　武昌城外蒸蒸日上、逐渐声名在外的教导队，自然也成为汪精卫夜不能寐的心腹之患。因此，他朝思暮想地打起了“狼吃小羊”的主意，想收缴这支不可小视的生力军的手中枪。但天不假其便，他下手迟了一步。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和蒋介石、汪精卫唱武装“对台戏”，在江西南昌举行暴动。教导队随即奉命跟叶挺一起，离开危机四伏的武汉，向南昌集中。粟裕就此提前“毕业”，结束了两个余月充实的“黄埔军校”生活。他带着这张汗渍斑斑的“上岗”证，开始走进血与火的新的校园——“青山大学”。

　　粟裕第一所“青山大学”，是江西的井冈山。近代中国史上最“牛”的山，当然不是颇有盛名的珠穆朗玛峰，而是这座一草一木都曾化作锐利刀枪的井冈山。

　　陆定一赞叹说：“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井冈山刚柔相济的山林，见证了一代风云人物走进历史的脚步。因此，感恩井冈山的人不少。但对它有着分外独特情感的人，还是非由此白手起家，开始叱咤风云、吞吐宇内人生的毛泽东莫属。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身为国防部长却上万言书指责“大跃进”，有军人干政之嫌的彭德怀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到井冈山上找红军去！

　　无独有偶。大致相同的话，在十二年后的“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毛泽东又重复了一次。他不屑地对总参谋长黄永胜说:“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

　　红军是什么？是浩瀚大海前身的小溪；是参天大树幼时的弱苗；也是亿万富翁早年的地摊。

　　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前一年，毛泽东忽然“老夫聊发少年狂”，特意沿当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站在“弹洞前村壁”的黄洋界上，他还“怀逸兴，壮思飞”，慷慨赋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似乎可以稍稍窥见毛泽东准备再展神威，发动“文革”，重来一次全新革命的初衷。“文革”尽管如期发动，但这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有了一生少有的挫折感后，毛泽东对江青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重上井冈山，重新领导红军搞第二次革命！”

　　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井冈山已不再是南方一座满目苍松翠竹的普通山林，似乎早已幻化成个人与国家的祥瑞之地，是溪流的细浪必然掀翻豪华巨舶的信心，也是胜利的红旗必然插上敌人堡垒的保证。

　　“文革”中，毛泽东有一回对上将陈士榘说：“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历史巨人似乎也不能免俗。因为来自井冈山，毛泽东表达了对陈士榘的由衷信赖。

　　“九一三”后的1972年1月，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时，稠人广众之中，拉着与自己一样垂垂老矣的粟裕的双手，不无伤感地说：“井冈山的老人不多了！”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至少有四个涵义：一是悼念逝者陈毅；二是慰藉生者粟裕；三是痛惜平生最为信任的林彪自我毁灭；还有就是自怜自叹。这四个人都连着一座井冈山。如今战友凋零，英雄迟暮，毛泽东孤寂落寞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无限感慨。

　　和林彪、陈毅一样，粟裕军旅生涯的成熟，就源于井冈山这所“青山大学”里“跟着毛泽东、朱德学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