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各地的“两会”，“夹心层”备受关注。“夹心”，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近年来，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的大学生；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农民工；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无疑是涌入“夹心层”的新力量。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夹心层”还将不断扩大。事实证明，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夹心层”，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活跃力量，但也最容易被忽视。对这一群体的剖析，无疑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不能正常社会流动。社会存在“夹心层”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夹心层”扩大化
——龚维斌
和西方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向下流动除了市场机制外，还与双轨制形成不平等的关系有关。
——张宛丽
分类：哪些人群是城市“夹心层”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龚维斌：人们习惯于把生活过得去但是没钱买房的人、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称为“夹心层”。“夹心层”不是规范的学术表达方式，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夹心层”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一种在市场化过程中因公共政策不到位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夹心层”最早是指那些既买不起商品住房，又得不到政府住房支持的处于中产边缘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夹心层”之说形象生动，易记易传，不少在就业和生活境遇中处于不上不下境地的人群往往被泛指为“夹心层”。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夹心层”。他们是中国社会中另一个遭遇“天花板”的群体：一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不上不下或日子也曾经好过，后来发生了变化；二是他们都不属于政府关注的帮扶、救济对象，成为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的绕行群体；三是他们积郁的怨气都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宛丽：中产阶层本来不应该成为夹心层，他们充满希望地投身于大城市的经济建设，期冀成为中流砥柱，但他们却成为了“追求体面的被奴役者”。除了高昂的房价，一些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已大大超出了中产阶层所能承受的范围。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中产阶层不断贬值为“夹心层”，与低收入人群在同一屋檐下争住房、争市政公用品。
原因：社会急剧变革产生“夹心层”
龚维斌：“夹心层”的产生反映了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一部分社会群体没有能够很好地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其实，导致“夹心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公共政策存在问题。住房“夹心层”的存在和急剧扩大，说明房地产政策和政府保障性住房政策有问题，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房价过快增长，也没有能够有效地保障各个阶层的住房权利。就业“夹心层”的出现，说明我国的大学教育培养制度、学科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说明我国就业制度不完善、不合理，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期望需要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和心理上的“夹心状态”表明，我国社会体制中的诸多不合理现象仍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农民和城市居民仍然不能平等地就业、居住和生活，仍然不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张宛丽：中产阶层被什么奴役呢？是其发展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记得几年前，中国社科院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时，许多人对中产阶层的成长抱以无限希望。有关橄榄形和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分野也渐渐为公众所熟悉。随之而来的广泛讨论同样让人们达成两个共识：其一，中产阶层的扩大无论对社会的稳定，还是对文化创造而言，都有着深远影响；其二，中产阶层并不只是经济或物质层面的中产，同样包括精神与文化层面。
趋势：从中坚力量滑向“失意精英”
张宛丽：如今，中产阶层的面目已经越来越模糊。在改革开放前十年，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成为“新中产阶层”流动的主导形式，中产阶层开始崛起；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上层出现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形成的一种垄断排斥、新三座大山——教育、就业、医疗都让中产向上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小、向下滑落的机会越来越大。即使是本来很有希望进入中产的一部分人群，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等，凭借自身积极努力也无法向上流动，成为中产也变成了梦想。在劳动力市场，家庭背景越来越重要，富二代、官二代被广泛关注。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出现了结构性障碍，“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中产阶层正在“被消失”。
龚维斌：如果说住房上和就业上的夹心层是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和划分的，那么生活于无根状态的农民工中的“夹心层”更多是心理上的，更多的属于主观认同上的“夹心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夹心层”是社会阶层化的现象，是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导致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说，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不能正常社会流动。社会存在“夹心层”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夹心层”扩大化，特别是人们心态和归属上出现“夹心化”倾向。而心态上的“夹心层”不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客观标准区分的“夹心层”可能涉及多种社会群体，涉及多个社会阶层，“夹心层”只是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给他们的一个名称，“夹心层”并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无论从年龄、素质还是能力方面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处于社会的中坚位置，如果他们的就业、生活、居住等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滑向“失意精英”，成为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威胁力量。
应对：捅破“夹心层”的天花板
龚维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过去公共政策或多或少偏向于少数精英群体，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工、失地农民等生活困难群众的利益关注和关心不够。因此，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不断调整公共政策，着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处于强弱之间的“夹心层”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为防止“夹心层”群体扩大化，防止“夹心层”群体跌落到社会底层，成为弱势群体，防止客观的“夹心层”变成主观认同的“夹心层”，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保障“夹心层”群体的合法权益，提升“夹心层”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不同类型的“夹心层”产生原因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各级政府要认真研究产生“夹心层”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原因，捅破制约各类“夹心层”向上社会流动的“天花板”，实现各个社会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张宛丽：和西方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向下流动除了市场机制外，还与双轨制形成不平等的关系有关。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上，无论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并开始成为加剧目前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而中产阶层要崛起，其外部条件包括：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市场与权力之间要进行切割、重新塑造熟人社会、确立市场化理念及价值观等。作为中产自身，不管怎样被悬置，还是要在上下颠簸中锤炼出一种品质，靠自身的努力形成一种普遍希望，担负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人民论坛》
“夹心层”的辛酸史
房奴：
两代人、一辈子就为一套房
大学刚毕业就来到北京的李丰是幸运的，工作在外企，一个月也有8000元的收入，在普通人眼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白领。在没买房之前，也是活得潇洒自在，穿名牌、高消费，名副其实的“月光族”。自从买房后，这个对生活一直充满激情的小伙子变得萎靡不振，父母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三十多万支付了首付，为他买下了一套50多平米的一居室，30多万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自己消费压到最低，不敢聚会、不敢消费。
孩奴：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姚静和老公都是80后，工资加起来是4000元左右，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算是中等收入群体。怀孕的时候小两口就想买学区房，等房子搞定后，除去还房贷剩下的钱都花在了宝宝身上，奶粉、尿布、医疗、玩具、衣服、早教、保险……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依次算下来，小姚很是感叹：“都说‘房奴’加‘孩奴’等于‘一生为奴’，这话真的没说错。”
车奴：
方便了交通，但心更累了
李俊订购了一辆新款高尔夫，首付6万，贷款10万，他争取3年还完，每个月差不多还1000多元。李俊盘算着，汽车绝对是消耗品，交强险不能少，每个月汽油1200左右；一年要做一两次小保养，1000多块；小区停车费300元，还有出外停车，每月至少200元左右，还有后期维修等。保守算算，一年至少有个两万。
各国中产的生活样本
◎瑞典
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中产阶层的比重占55%，85%的家庭拥有小轿车，75%的家庭有电脑，50%的家庭有郊外私人别墅，70%的家庭每年出国度假和旅游。在普通瑞典市民心目中，中产家庭是一对父母，一对孩子，人均住房面积80平方米。
◎美国
在美国，年收入在4万到20万美元之间的家庭都属于中产阶层的队伍。美国的中产阶层分子在企业中大多担任中层管理职位，其中不乏“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会计师、计算机技术人员。有一种说法这样描述美国的中产阶层：“住在郊区，有1栋(分期付款)2间至4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1只狗，2部汽车。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总体说来，美国中产的一生是为房子、孩子、养老奋斗的一生。”
◎新加坡
新加坡约90%以上居民属于中产阶层，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新加坡的房屋分为政府组屋、共管式公寓、私人公寓、私人排屋以及私人别墅几个种类。中产阶层一般选择私人公寓或排屋。私人公寓一般为比较豪华的结构。排屋又称联体别墅，是一排排连在一起的洋房，拥有自己的庭院、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