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三月下旬，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正是草长莺飞、鸟语花香的时节。可是，今年的三月飞雪，让人们着实“寒”了一把。忽冷忽热的天气，让人们在冰火两重天里，感受着倒春寒带来的“过山车”般的体验。其实，民国时期有一年，天气的变化也是让人猝不及防，而且比今年还厉害，3月29日那天，南京及周边地区白茫茫的一片，零下的温度甚至让一些流浪汉倒毙街头。当然，这样极端的天气到底还是鲜有的。那么，除此以外，历史上的3月29日，还有哪些事情发生呢？
1934年3月29日
春寒料峭
下关路有冻死骨
1934年3月31日的《中央日报》刊登南京冻死人的新闻
1934年3月31日的《中央日报》上，赫然出现了一则《连日严寒，冻毙两人》的新闻。新闻说：“首都自入春以来，渐见和暖，不意廿八前气候突变，入晚雪花纷飞，至前午始止，晚间雨雪虽停，而严寒迫人，本京下关方面，因此冻毙者，前昨各一人。一在湖北街花园饭店对面空地水管旁，年约三十余岁，上穿蓝布小褂，下穿灰布单裤，光脚赤足，一在太古码头附近路旁，年约四十余岁，身穿破灰布棉袄裤，紫色线袜。该二冻毙尸身业由警察通知法院检验，但死者姓名，均无从探知。”
读完新闻后，记者赶紧查找相关的天气资料，结果发现，1934年的3月29日这天，南京的气温出奇的低。3月30日，《中央日报》上刊登这天的天气预报是：“未来天气阴转晴，风向转西北，风力和（注：原文如此）。昨日本京阴，继降雪，风向多东北，降水量十五厘米，温度最高四到三度，最低零下六度（摄氏）。”
这场三月飞雪，使得南京城附近，遍山皆白，温度降至摄氏零下，无异严冬。这场突如其来的降雪，对于家境好的人来说，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顶多多生炉子多穿衣。而对于饥寒交迫的贫困人群无异于天降横祸。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高老师告诉记者，在民国时期的中国，饿死人、冻死人完全是正常年景下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首都南京，因下雪冻死人还是鲜有的现象。也就是说，这次三月飞雪导致首都有人冻死，是个意外事件。
而造成这个意外的原因，则和气温骤降有关，也和当时的天气情况不能准确预报有关。
记者在研究《中央日报》时发现，报纸上每天都在固定的版面刊登天气情况，但那是“天气报告”，只能对前一天发生的天气情况做一个表述，并简单说明造成天气变化的原因，而对于未来的天气说得异常笼统。而非像今天这样，可以对未来的天气做比较准确的预报，并及时给予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比如，1934年3月20日在《中央日报》上刊登的“天气报告”上，只能说明“未来天气阴转晴”，至于最高、最低气温，则无法预报。而在3月28日下雪前，天气报告说，未来的雨量将增大，气温将降低，仅此而已，也就是这一年的3月中旬，南京的气温已经高达二十二度以上，因此这次寒潮来袭未受到足够重视在情理之中，出现冻死现象就不难解释了。
1932年3月29日
南京代市长谷正伦电报催来继任者石瑛
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谷正伦函促石市长来京，交代事务准备就绪》，新闻说：“京市兼代市长谷正伦，前因事务繁忙，势难兼顾，呈请辞去兼代职务，经行政院指令照准，并派石瑛继任各节。谷氏自奉准辞职后，即饬准备交代，并电促石氏，早日履新，以卸仔肩。闻石氏复函，以病未去体，仍请谷氏勉为其难，谷氏以市政事务繁重，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又与昨日函促石氏力疾入都视事。”
由新闻不难看出，石瑛对这份已得的市长职位并不热衷。石瑛在法国留学之时就结识了孙中山，从此一直追随在其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元老。他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但他给人最大的印象便是秉性刚直，在当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时，就以“怪杰”之称名声在外，蒋介石一直都很敬重他。国民政府正在施行《首都计划》，需要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首都领袖，当谷正伦提出辞职后，蒋介石考虑到的第一人选，便是石瑛。
4月上旬，石瑛入京赴职了。就任之日，石瑛避开欢迎仪仗队，手拎旧提箱，着布衣布鞋入市府，因此得“布衣市长”雅号。
就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后，石瑛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进他的政务。当时英国人在下关办有和记蛋厂，规模颇大，但厂方不肯补缴契税。英国驻南京总领事白朗德到处活动，要求免缴。在托人疏通石瑛未果的情况下，白朗德要求与石当面说明。白朗德如约来到市政府大厅，两人开始正面交锋，石瑛每说一句，便由身边的翻译翻译一遍。白朗德感到这是多此一举，于是说：“石市长，你不是很会讲英语的么?”石瑛郑重地回答：“在这里，我是代表我的国家跟你谈话，故而讲汉语再通过翻译，这才算规矩嘛!”
白朗德说：“市长先生，这样翻译很费时，还是直接讲吧，我很忙。”
石瑛听罢，站起来说：“你忙吗?我一市之长，比你更忙。请你到外边去，我派秘书跟你谈，秘书有时间。”说完，起身便走。白朗德显得很不自在，后悔不该那么讲话。事后，英商和记蛋厂照补契税不误。
石瑛就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后，作为颇多，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便是他铿锵的民族气节了。
1934年年初，一个新上任的日本驻华使节，按照惯例去拜会市长石瑛，但石瑛拒绝接见。几个月后，南京举行全市性的防空演习。这个日本官员正由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陪同驾车在路上，他突然发现石瑛站在十字路口指挥群众疏散，则忙请唐有壬帮忙引见。石瑛忿忿地对唐说：“我们防空演习，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他也要参加？不知羞耻！”
1935年3月19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亲自电话通知石瑛，次日下午市府科长以上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朝日新闻》访华代表团。石瑛一听，当即和汪精卫争执顶撞起来。最后他气愤地说：“我的职员决不迎接敌人！”说完后转身毅然向秘书宣布：“明日下午市政府全体职员放假半天。”
与亲日派汪精卫顶撞的结果，是石瑛于1935年4月被排挤出京。石瑛离京之日，南京城万人空巷，自其住宅三条巷6号至下关火车站，送别的百姓人山人海。
1933年3月29日
各校都在积极筹办4月4日儿童节纪念会
民国时期的童子军
1933年3月30日的《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各校积极筹办儿童节纪念会》的新闻。新闻说：“南京市私立各学校，现以四月四日儿童节瞬将届临，特于日前由各校各推代表一人，组织儿童节筹备委员会负责准备进行。”四月四日儿童节?记者初看时，不由愣了一下。
众所周知，国际儿童节的日期是六月一日。这个节日定于1949年11月，是为悼念在二战中被法西斯杀害的儿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虐杀、毒害儿童，保障儿童的权利而设。
那么，民国时期的“四·四”儿童节是怎么来的呢？
复旦大学的高老师告诉记者，四月四日的儿童节可推溯至1925年8月。那时，来自世界五十四个不同国家的爱护儿童代表聚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并建议为保护培养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呼吁世界各国设立“儿童节”。之后，各国政府热烈响应，先后订定儿童节，以此来重视儿童福利，营造儿童幸福、快乐氛围。
随后，每个国家依照风俗习惯，确定了不同的日子。美国的儿童节是5月1日，英国是7月14日。瑞典有两天，8月7日是男童日，12月13日是女童日……
而中国，1931年，国民政府定了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因为这时正是春暖花开，朝气蓬勃的春天，寓意非常适合儿童。自此后，每一年的四月四日，国民政府都会开展纪念活动。
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怎么过？记者找到86岁的老南京肖安珍，她告诉记者，那时候，儿童节也叫“妇幼节”，因为四月四日那一天，上学的儿童都会放假一天。但因为没有父母带着，不方便，所以，政府一度规定，将三月八日的妇女节，也挪到这一天一起放假。因此被称为“妇幼节”。其实，在她的印象里，这一天和清明节是没有区别的，大人难得有空，就顺便用这一天来踏青扫墓去了。
1934年3月29日
政治新星翁文灏
患痢疾
翁文灏
翁文灏患痢疾的新闻上了1934年3月30日的《中央日报》
1934年3月30日，《中央日报》接到中央社上海电，称翁文灏又患脑膜炎。电文说：“翁文灏沪寓，前接杭来电，翁近又患脑膜炎，来势甚凶猛，现尚在危险期中，丁文江已赴杭探视。”第二天，报纸上又刊文澄清，说翁文灏患的是痢疾，而非大众传言的脑膜炎。
读完新闻，记者不禁产生疑惑：翁文灏当时的身份是一位地质学家，为何会受到报纸如此关注呢？
复旦大学的高老师则明确告诉记者：民国的报纸尤其是《中央日报》，其实是个“风向标”，许多政要以自己的大名能登上《中央日报》为荣。作为国民党的喉舌“党报”，这份报纸是高官们办公桌前的必备之物，能在上面混个“脸熟”，多增加增加曝光度，自然是可以加深自己在关键人物心目中的印象的。因此许多地位不上不下的官僚甚至不惜花费金钱走后门，只为自己能在《中央日报》上露个脸。这么说来，难道翁文灏也是如此了？答案是否定的。高老师分析，翁文灏登上“党报”，有两方面的可能：第一，是“上面”有人授意；第二，是办报者揣摩了某些人心思后的所为。为何这么说呢？
那是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准备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包括军事、国际关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原料制造、土地及粮食等部门。蒋要求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拟一个能够担任这项工作的名单，结果翁文灏被列入原料制造一项。蒋介石看过后，就想和他谈谈。1932年夏天，蒋介石约请同乡翁文灏，两人相谈甚欢。这一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请他担任秘书长，被拒。
于是，第一种可能，“上面”有人授意，让翁文灏增加曝光度，推他一把；第二种可能，灵敏的媒体已经察觉到了此人必将成为“政治新星”，所以自此之后，对他格外关注。因此，翁文灏此次生病，《中央日报》也郑重其事地进行了报道。事实上，翁文灏果真在病愈后不久，就成为行政院的秘书长，后来官至行政院的院长。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