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了，出生了，妥了；上学了，成家了，妥了；付出了，努力了，妥了；你哭了，我笑了，妥了！”这首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主题歌，最近在二条巷居民黄宝新嘴边时常哼着。 “要是人人都像傅老大，那世界会很美好。”这是他看了电视剧后最大的感悟。而街坊们却说，“要说像‘傅老大’的人，黄宝新他自己就是头一个。”
晚上8点多，记者在黄宝新位于二条巷的家，见到了刚下班归来的他。他一边招呼记者坐，一边打开了电视，播的正是《老大的幸福》，“只要时间能赶得上，我基本都看。”
乍一看，黄宝新跟“老大”这个词相去甚远：论年纪，在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大哥和二姐；论收入，他是工薪阶层，是4个兄弟姐妹里最少的。但在街坊眼里，他却是这个家名副其实的“老大”：大哥早年去了深圳，二姐身子弱，他主动挑起了担子，照顾父母和姐弟，“全家人好，就是我好。”他乐呵呵地说。这句话，颇有傅老大的味道。
快报记者 钟晓敏 王凡 沈晓伟
破破烂烂是老三
黄宝新的老家在浙江黄岩，父母都是农民，母亲家是“富农”，父亲是个孤儿，但是黄宝新的外公外婆看重了女婿的人品。刚解放，因为黄宝新的父亲有亲戚在南京，就带着母亲到南京落脚。父亲在家具厂做技术工人，母亲就当家庭主妇，直到把黄宝新兄妹四个人拉扯长大，母亲去前进机械厂做了工人。
黄宝新出生在1959年，他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一哥一姐和一个弟弟。一家人当时住在三条巷的大杂院里，三个男娃挤一张床。老话说的“新老大，旧老二，破破烂烂是老三”，就是黄宝新的真实写照，他的衣服总是要捡哥哥姐姐穿过的。那时，黄宝新最羡慕的就是像同学一样穿上白裤子、蓝衬衫，后来他如愿以偿，不过也是母亲给哥哥做的，尽管穿在身上大一码，黄宝新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因为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兄弟两个只有一件棉袄，一个人穿出门，另一个人就躲在被窝里不敢起床了。”
在他儿时的记忆里，最吃苦的就是挑水和买煤。父母上班，活就是孩子们分工做。黄宝新记得，自来水点在距离家五百米的地方，他每天用扁担挑着水桶去取水，小身板总是晃晃悠悠。煤也是用扁担挑，没什么力气，只能五个十个的买回家。黄宝新右手食指的指甲盖上至今还留着当初挑水挑煤时留下的伤疤，“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石头弹起来砸到了手指上，先淤血后来鼓成一个瘤，但是裹着纱布还是要照常挑担子。”
让姐姐留城，毅然下乡
因为生活困难，黄家几个孩子靠着学校减免学费，才完成了中学学业。时间到了1977年第一年恢复高考，黄宝新和哥哥同时参加考试，结果哥哥中榜，他落败了。“当时如果家里有人留在城里，就要有人下乡插队，所以我和我姐姐必须去一个人。”
而前一年，姐姐已经留在南京工作，而且因为她有高度近视，母亲舍不得让她离开。“我走吧！”黄宝新扛了下来，避免了亲人间的一次痛苦选择。记者问他当初不觉得委屈吗，他轻轻地摇着头，“下乡就下乡吧，总要有人去的，女孩子家下去说不定还被人欺负，我去！”黄宝新说出了他当年的心声。
他去了江宁县龙都公社，一呆就是三年。插秧、割稻，繁重的农活把黄宝新手上磨出了很多泡来，生活条件也很艰苦，“那时我同屋的一个独生子，平时在家里一点肥肉都不沾，到了农村闻着肉味就吃，猪大肠都啃得特别香。”因为还想着重新高考返城，黄宝新每天晚上都要苦读，但是屋子里只有一个大灯，看书就要影响别人休息，因此只能间断着复习，最终他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上。
每到过年，黄宝新可以回家一趟，每次回家都是又黑又瘦，他还要用麻袋把公社分给他的粮食背回家去。母亲见了很心疼，但是黄宝新已经坦然接受了生活的现状。三年后，他返城时，大哥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防疫站工作，弟弟也去部队当了兵。
“我要给她幸福！”
1980年，黄宝新被招工到金陵橡胶厂做保全工，修理缝纫机。“已经算个好工种了，这还是找了人的呢。”黄宝新很知足。在同一个车间，他认识了后来的爱人周静，两人差不多时间进厂，周静当时就是缝纫工。
“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记者这个直白的问题，让结婚二十多年的黄宝新一时还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就是心心相印了，谁也没跟谁讲明。”他们的“地下恋情”，直到有一天一起去
夫子庙逛街被同事遇见才传了开来，也是到那个时候，两人也才正式交往，“大家都这么传了，我们也就稀里糊涂默认了”。
“我爱人人很好，乐观、善解人意。”黄宝新说，当初丈母娘通过同事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是个靠得住的人，才同意了这门婚事。“我要给她幸福！”有责任感的黄宝新郑重地跟自己说。
1985年，三条巷的老房子拆迁，他分到了现在住的小套，想有个房子的心愿实现了。他跟妻子领证结婚，家里也就是贴点地砖，刷点涂料做了个简单装修，但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了组合家具和一个彩电。生活安定下来以后，黄宝新觉得，他已经没有太多追求，只想和妻子把日子过过好。1988年，女儿降临，黄宝新给她起名黄耘，这当中的寓意很明显——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我当时半辈子的人生体验。”黄宝新说。
稳稳当当谋“幸福”
尽管喜欢安稳踏实过日子，但女儿2岁时，黄宝新所在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他和爱人双双下岗。当时厂里的一千三百多号人都要另谋出路。这摊到谁头上，都是焦心的事，而他却很想得开，还常常劝同事，“这家不行换那家，手里有技术就不用怕。”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他留在倒闭老厂看守机器，收入少了大半。爱人一时也找不到工作，只好打打零工。这段别人眼中的“苦日子”，黄宝新反而觉得挺开心，“当时我们心态很好，想着女儿还小，工作没了，正好能多花时间在孩子身上。”于是每天在家陪伴女儿，成了他生活的重心，日子过得倒也自得其乐。
一年后，一家新的鞋业公司在老厂原址上开办了，正好缺人。好在技术过硬，黄宝新有了自己的新工作。而这时，爱人也在山西路找到了一份做财会的工作。“她说我有技术她没有，觉得不踏实，我就支持她学了财会。”凭着一技之长，两人又过上了知足常乐的生活。
到1996年，这家公司也倒闭了，在这基础上又成立了新公司。但不管厂子怎么变动，黄宝新在这儿的工作一直很稳定。这跟他的热心肠也不无关系。谁家里闹矛盾了，他是和事佬；谁家临时有困难，他又爽快地雪中送炭，不计较回报。厂里缺司机，他就顺便学了驾驶，任劳任怨地充当起厂里的驾驶员。
有人说他“无大志”，这么多年，别人下海捞金，他却满足于一份“死工资”。其实他看得比谁都清楚，“利润大的事风险也大。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工作保障稳妥，才是最重要的。”
房子挑小不挑大，就为了照顾父母
工作再忙，孝顺父母他一直雷打不动。他家距离父母很近，走路只要5分钟，而这也是他当初“争取”来的，“别人争大的，我争小的。”当初拆迁分房的时候，他有机会分到南湖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中套，可为了照顾父母，他还是选择了这套47平方米的小套。
这么多年来，每天，他习惯了去看看父母，早上上班前去打个招呼，下了班再去陪着韶两句，“我哥1988年就去深圳了，姐姐弟弟住得又远，我多照应照应是应该的。”
几年前，姐姐不幸患了脑膜瘤。去年初，因为病情加重，她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考虑到姐夫还要赚钱养家，黄宝新跟父母一合计，干脆把姐姐接来父母这儿养病，自己一有空就去帮忙照顾。
现在每天下班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到父母家里，给卧床的姐姐捏捏腿脚，帮她按摩，每天一个小时，“这是从医院里学来的，能锻炼肌肉，缓解萎缩。父母年纪大了按不动，我来。”他开心地告诉记者，这段日子来，姐姐恢复得不错，最初连头也不能抬，到现在已经能点头打招呼了。让他乐呵的事还不止这些：女儿大学毕业，能自给自足。正好单位原来的老板不想做了，他跟几个老同事合伙，把厂子接了过来。“做了一辈子工薪族，现在也算是个小股东了。”
黄宝新这些年的生活，在外人眼中也许并不算如意：下乡插队他赶上了，双下岗也赶上了，工作一辈子，至今还住在小套房里。但他笑起来，“平平淡淡就是福，我觉得我挺幸福的。”他说，有份稳定的工作，有个知心的爱人，有个可爱的孩子，全家互相牵挂，互相鼓励，即便遇到难题，也是坦然笑对。这不由让人想起来傅老大的口头禅来：“妥了”、“调一调”，这简单两句话，其实也是在告诉人们：生活中或许有许多不如意，但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从中悟出幸福的所在。
幸福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