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22日下午4时45分。斯德哥尔摩的圣诞时分。瑞典国家博物馆最后一批客人正披上大衣，准备离开。距离博物馆两条路的边道上，正停放着盗贼的马自达和福特汽车。他们将烧烤用点火液浇在车上，放火焚烧。然后，在道路上撒满铁钉，以使警车到来时因爆胎而无法通过。汽车燃起熊熊大火，三名盗窃团伙成员冲入博物馆。他们戴着滑雪面具，携带手枪和冲锋枪。

　　得手后，三名蒙面男子冲出大楼。他们左转，再左转，沿博物馆后面的码头狂奔，一名同伙正在快艇中等待他们。

　　不到半小时，本世纪最大胆的艺术品失窃案已经结束。

　　只有贩毒、军火走私和洗钱比盗画赚得多

　　瑞典在哀悼。失去了雷诺阿名画已经令人震惊，伦勃朗的自画像更是自1956年以来就被视为国宝。为寻回国宝，瑞典人最终找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侦探——自视为“世界文化火焰守护者”的罗伯特·惠特曼，时任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组组长。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协助追回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艺术品，其中包括诺曼·罗克威尔和马克·罗思科的画作、秘鲁墓地出土的黄金甲和印第安人英雄格罗尼默的战帽。

　　没有哪个艺术家像伦勃朗·凡·莱因一样，痴迷于为自己画像。从1620年头发散乱的青年至1669年去世前的白发老人，90多幅自画像使他创造了西方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类衰老记录。1630年自画像是他的五幅镀金铜版画之一，也是最小的画作之一，只有精装书大小。包含其中的是一张惊世奇才的杰作：24岁年轻荷兰艺术家的自画像，充满了栩栩如生的能量和感伤。

　　身着深褐色外套，头戴黑色贝雷帽，栗色的卷曲短发不经意地推向脑后，伦勃朗注视着我们，表情脆弱而刚毅。价值不菲的金箔表面使画作颜色发亮，仿佛有光从内向外发散。首次于17世纪在鹿特丹售出时，它的价格是35弗洛林，相当于35美元。今天，需要支付4000万美元才能拥有它。

　　据估计，全球盗窃和伪造艺术品的年交易额已超过60亿美元。“只有贩毒、军火走私和洗钱比它更有利可图。一些博物馆愿意支付赎金将艺术品换回。而有些艺术品盗贼则不一定获此良机”，惠特曼说。在某些情况下，劫匪试图在公开市场出售。但这种情况很少，毕竟知识渊博的藏家不会买一幅被盗而无法公开展示的莫奈名画。因此，被窃的艺术品往往要在黑社会停留七年之久，才能找到买主。一旦被售出，价格通常为合法价值的7%~10%。考虑到有些艺术品价值不菲，这个结果还不坏。

　　一个脖子上戴着蝴蝶结的女人肖像

　　瑞典当局没有等太久，就发现了雷诺阿的作品之一——《对话》。根据线报，警方救回了画。13人被捕，包括在伊拉克出生的兄弟三人。其中两人（巴哈和迪耶亚·卡胡姆）无罪，只有老二萨法被定罪。不过，另外两件作品仍是无处可寻。巴哈和迪耶亚被释后，线索断了。

　　洛杉矶。2005年3月25日下午3点，当地的有组织犯罪调查组在搜查毒品时，逮捕了一名欧亚犯罪集团的嫌疑成员。

　　这一次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毒品。相反，他们找到一幅画，一个脖子上戴着蝴蝶结的女人肖像。为了弄清楚她是谁，他们找到了当地的博物馆，以及惠特曼和他的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小组。经过照片扫描和数据库查对，这幅画被认定为雷诺阿的另一幅作品《年轻巴黎女子》，大约5年前在瑞典被盗。

　　当任务小组特工审讯雷诺阿案中抓获的窃贼时，其中一人告诉他们，某处藏有从国家博物馆抢走的更值钱的画作：伦勃朗自画像。他还透露了画像持有人的姓名和联络信息。

　　拿着电话号码，惠特曼和他的瑞典同事（斯德哥尔摩警方侦探马格努斯·奥斯瓦尔德）编造了一个圈套，将伦勃朗画索回。

　　“我扮演美国的一个欧洲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的卧底艺术专家，”惠特曼说，“我飞往哥本哈根，然后，与斯德哥尔摩的画像持有人取得联系。”

　　哥本哈根酒店。2005年9月15日上午10时，惠特曼在房间等电话。今天，像往常一样，他凭借伪造的旅行证件、用假名住进酒店。冒充别人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幸好他有一张容易被遗忘的面孔。没有特色，没有伤痕，没有被打开了花的耳朵。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把他放入拥挤的房间，他就会融入背景，就像树干上的伪装蛾。

　　3年前，在马德里的酒店，当西班牙特警队冲进房间，逮捕犯罪集团首脑安吉尔·苏亚雷斯·弗洛雷斯，他不得不扑倒在地。弗洛雷斯交给惠特曼的是中世纪佛兰德艺术的瑰宝之一，老布鲁格尔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它被人从西班牙最富有女人的阁楼盗走，连同戈雅、毕加索和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的名画，总值5000万美元。当警察闯入，惠特曼担心他们不知道他是站在警方一边的。他钻到床下，大喊：“不要开枪！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侥幸逃生。

　　正当惠特曼检查从美国带来购买伦勃朗画作的25万美元现金时，手机响了。是瑞典警察，负责斯德哥尔摩全方位警戒。“3个艺术盗贼乘火车来，其中一人的购物袋里装着画，”他回忆说，“他们在丹麦和瑞典边界换车。”

　　瑞典警方没有立刻抓捕他们，而是希望当盗贼将伦勃朗的画卖给惠特曼时，当场拘捕。两个被无罪释放的伊拉克籍兄弟巴哈和迪耶亚·卡胡姆，以及29岁的瑞典人亚历山大·林格伦，自认为他们即将最终了结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抢劫案中的一宗。相反，他们正在步入一个部署完美的陷阱。

　　在哥本哈根，林格伦和两个卡胡姆兄弟在酒店周围转了几圈，以确保他们未被跟踪。惠特曼用洛杉矶线人提供的电话号码，打手机给他们，安排在酒店大堂与头目巴哈·卡胡姆碰面。

　　追画特工的工作就是，结交与背叛

　　惠特曼工作的核心就是他所说的“结交和背叛。”在每次卧底行动中，都有临界点，一个坏人由怀疑到信任的时刻。惠特曼称此为“接受的时刻”。在此之前的时期是最危险的。出汗的嘴唇、过分的热情，都会破坏他的伪装，前功尽弃。但多年的卧底使他变得十分老练，当卡胡姆走入酒店房间时，惠特曼看上去像高中历史教师一样和蔼可亲。卡胡姆反倒激动而紧张，惠特曼拍拍他坐下来，以确保他没有拿枪或刀。“他总是坐立不安，”惠特曼回忆，卡胡姆的眼睛扫视四周，似乎觉得还有人在房里，“只有当他把钱抓在手里，人才开始放松下来。他相信钱。这就是他的大错。”

　　卡胡姆说，几分钟后他会带画回来。半小时过去了，卡胡姆还未出现。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抑或是惠特曼的伪装被识破了？或者他不“干净”了？

　　“弄干净”是联邦调查局的术语，意思是确保探员未被盯梢。艺术盗贼是谨慎的小偷。 而且你要经常采取反监视。惠特曼总是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是他的盾牌和雷达。这一次，瑞典和丹麦警方在他的楼上和隔壁都进行了部署。惠特曼的房间已经布置好，在一盏灯里藏有微型摄像头。

　　“我给他看了钱之后，卡胡姆离开酒店房间，下楼去，”惠特曼说，“另外两个家伙拿着袋子站在街上。不过，他们三人又转到另一家旅馆的房间，与第四个人见面，画其实在这个人手上。”他笑着说，“他们干得不错。那个袋子只是一个道具。”

　　当卡胡姆最终回到酒店，他携带一个绑得紧紧的红色毡布包，画在里面。“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打开袋子，”惠特曼笑着回忆，“因为房间里没有刀！”

　　但是，他还是解开了袋子。它出现了，伦勃朗的名画。

　　“你有没有把画从画框中拿出来？”惠特曼问。

　　“我从来没碰过它。”卡胡姆说。

　　“你是艺术爱好者？”

　　“不是，我纯粹为了钱。”

　　惠特曼把画拿进浴室，用微型紫外线灯和黑光灯检查了签名的真伪和破损情况。现在距离结束只有几秒钟了，马上就要天塌地陷。关掉灯，他发出了事先约好的信号。随着房门猛地被打开，丹麦警察涌入，惠特曼用画掩护身体。5个身着防弹衣的特工手持半自动武器。“不许动！”他们向卡胡姆大喊。

　　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2005年9月20日，下午6时。伦勃朗的自画像再次被悬挂起来时，香槟飞溅，相机频闪。但没人为惠特曼欢呼。他早已回到美国，秘密地开始另一桩案子。

　　文 / 西蒙·沃勒尔 译/斯眉

　　转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