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15日的南京，气温已经上升至25℃以上。市民们身着轻装，穿梭在阳光普照的街头。可是他们的面部表情并不轻松，因为无论大街小巷，随时都可能窜出一辆车子，包括汽车、自行车甚至黄包车，都有可能对自己人身造成伤害。尽管谨小慎微，这一天发生在南京街头的交通事故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就在第二天的《中央日报》上，赫然出现了《汽车肇祸又三起》的新闻。而在这前后，关于交通肇事案，新闻报道屡有出现。80年前的南京，为何屡现交通肇事案？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民国南京街头为何交通肇事频发
◎民国时期如何考取汽车驾驶执照
◎南京最早的红绿灯出现在什么地方
碑亭巷的十字路口，80年前就有了红绿信号灯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用来宣传交通安全的香烟牌子，如今是收藏市场上的宠儿 资料图片
一天之内的交通肇事案，见报的就有六起
1930年3月15日，上午11时许，第二分驻所第11号守望警张贻洪执勤时，见有138号营业汽车一辆，停放在升平桥街心兜揽生意，他立即上前指挥。司机许金山，不但不听，反口出不逊。与此同时，牌号为96的汽车，停放四象桥时，被该处第16号守望警傅善先看见，便上前指挥，司机郑阿四不听，被带到岗所查办。
晚上近12点，牌号为1578的汽车，由益仁巷往北上四象桥时，适有黄包车从北上桥，汽车司机李国文一不小心，将黄包车撞翻，车轮压坏，黄包车夫顾兆生右手肘被撞伤，第14号守望警孔繁斗，将他们一并带回到所里查办。
而在3月17日的《中央日报》上，记者竟然又看到了15日这天发生的另外几起交通肇事案。“前晚九时许，卢飞巷堂子巷口第三号守望警高敦立，值九至十二时班，见有自行车由南向北来，并未燃灯，高遂将其截住，查之又无号牌捐照，遂带往第一分驻所，经巡官讯明该骑车人名王鼎，年四十岁，江宁人。”
“前夜十二时，有五零二号汽车一辆，停放堂子巷红万字会门首，该处第四守望警，以其有碍交通，即上前指挥，该车夫张金全，不但不听，反口出不逊，警遂将其带所。”
“前日下午四时余，有军医司自备之六零八号汽车，在大仓园地方，因行驶不慎，致撞伤人力车夫李发柯，同时并将李所拖之车撞毁。当时车上该司职员，见已肇祸，即令停车，随将李发柯送往陆军第一医院治疗，一面并将司机严龙山交岗警带所处理。”
为何“限速令”颁布当天，又有四起见报交通事故
虽然大部分的交通肇事案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仍然影响着民国首都南京市民的人身安全。当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应对策，记者在3月17日的《中央日报》上看到了《市党部请警厅通令取缔汽车速度》的新闻：“南京特别市市党部，近查本京道途狭小行人杂沓，汽车任意驰骋，时有发生危险，前特函请警厅，严加取缔，昨经吴厅长通令各局所，明饬岗警注意，嗣后汽车，在本市行驶每小时速度，不得过十五英里，在街上标立慢车符号之处，每小时不得过六英里，如违定予拘留。”
每小时十五英里是什么概念？约24公里。这速度，够慢了吧。这样，交通肇事现象应该有所减少吧。可事实并不如此，就在该规定颁布第二天，即3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上，记者又读到了17日这天南京街头的四起交通肇事案。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经理处会计股股长徐恂，昨日上午十时，乘坐黄包车，经过闺区营，该车转弯时，因马路两旁太凹，致将车拉倒，徐遂将车夫扭往岗警处报告。”
“昨日晚间，有林成滋者，骑乘一五九号自行车，在中山路，土街口一带，任意疾驶，该处守望警见其行驶太速，且未点灯，正欲上前阻止，不料其已将行路妇人石丁氏撞倒，伤及头部，血流不止。”
“淮安人孙连元，年二十岁，住卢飞巷一百二十号，向以拉车为业。昨晚七时许，孙拉车经过二道高井，忽有四零九号汽车由北向南来，因该汽车速率过度，孙避让不及，被汽车撞伤右腿，并将车撞破。”
“昨日上午十时许，有一八七二号汽车，从三山街往北而来，行至府东街口，欲往驴子市转弯，该汽车司机偶一不慎，将行人侯殿文右脚压伤。”
当年考驾照比现在简单多了
为何连限速令都无法减少交通肇事案呢？原因究竟在哪里？会不会和驾驶员本身素质有关？那个时候的汽车驾驶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过正规培训呢？
“当年的汽车可不是一般人能开得上的，”复旦大学的高老师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有钱人都不学开车，他们以拥有自己的专职司机为荣。民国初年的时候，因为没有需求，除了军队里的汽车班，社会上专门学驾驶的地方很少，几乎没有。更多的人是通过手手相传学会了汽车驾驶。“所以，学的时间很长，一般车行里的学徒，有机会接触汽车，两三年后差不多学会开车。如果想成为专职司机，就得参加考试，以领取驾照。”那个时候，考驾照可比现在简单多了，十几根杆围成一个T字形的小道，开进去再倒出来，可以随叫随停，不碰杆就算通过了。“所以，就这个技术含量真的开到大街上去，出现各种碰擦是不奇怪的。”
据介绍，从现在出现的民国时期的驾照来看，不同地区的汽车驾驶执照封面的颜色是有差异的，比如，武汉的驾照是暗黄色的封面，天津是墨绿色的封面，重庆是黑色的封面，北京是黑灰色封面，但内容大同小异：除封面和封底外，一般有10张内页。第一页上印有驾照持有人的基本资料：包括出生年月日，姓名、身高、体重、籍贯。还有驾照编号，司机照片及颁发日期，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司机的手印。一个圆形的钢印各色公章附在照片和手印上面。内页的后面几页分别为驾驶员单位变动记录、驾照年审记录和驾驶员违章记录，但一般这些记录表上都是空着的。
民国时期自行车马车也得领“驾照”
82岁的老南京康润祥告诉记者，不仅汽车驾驶员要拿驾驶执照，就连骑自行车也要“驾照”。康老回忆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曾经向他展示过一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自用脚踏车驾驶人执照》，大概是1935年左右领的。那时他的父亲大概是30岁左右。因为要去较远的雨花台一带上班，家住下关的父亲一咬牙就花了8个“袁大头”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很快就学会了。但是，还得去一个专门的地方，类似现在的交管局去考试。通过了，就给你发本‘驾照’。通不过，就算你买了自行车也不准骑，只能搁在家里。”
根据康老的描述，自行车“驾照”上盖有蓝色的“脚踏车专用印”，上面还有具体的日期，驾驶人姓名，一寸照片一张。而且，“驾照”的封底上还写有“注意事项”，其中除了出门必须携带执照，随时接受军警检查等内容之外，还规定，脚踏车在晚上出来，如果没有灯火设备，不准骑。还有，自行车的“驾照”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必须交还，并再申请领取新的“驾照”。
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运动中，这本自行车的“驾照”被他的父亲烧掉了。
实际上，很多人嫌麻烦，就不去考自行车的“驾照”，经常抱着侥幸的心理出门。但如果被岗警查到了，就会被带到所里处罚。这种处罚一般是写张保证书，保证在一个星期内去补领“驾照”，并到警所核实。这期间，是不可以再无证骑车的。在1930年3月15日这天，就有岗警查处了一起无照骑车事件。
此外，十九世纪末在南京街头常见的马车，如果上街营运的话，也是需要“马车执照”的。
只是，目前南京尚未发现民国时期的交通工具驾照。记者询问了南京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被告知没有；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目前正处于资料整理阶段，无法查实。
道路通行无统一规则导致事故频发
复旦大学的高老师告诉记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交通肇事案频发，不仅仅是南京，繁华的大上海也是如此。
1901年，一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将两辆汽车带进了上海。当他去向工部局登记申请执照时，工部局的官员也没看到过汽车，不知给他发什么执照。后经商议，只得将汽车归纳“马车类”，发放马车执照。但是仅过了8年，上海注册的汽车销售商已有8家，其中5家还兼营汽车出租业务。与此同时，1908年有多条线路的有轨电车在上海开通，这些“机动车”的自重、载重，体积比马车大多了，速度也比马车快多了，经常发生人车相撞事故。
高老师分析说，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交通事故多，这和道路通行方向有关。
据介绍，1945年以前，中国是左行与右行混合的国家。按照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来说，在南方省份和城市，例如上海、浙江、广东，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左行规则的右舵车更为普及；而在山东、直隶等北方省份，由于俄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影响，大多采用右行规则的左舵车。满洲国和日本占领区则采取左行规则。虽然上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了车辆靠左行驶，但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省人都集中到诸如首都南京及上海等大城市，各自的驾车及行走习惯使得马路上险情不断。
“民国时期车辆行人到底该靠左还是靠右通行，反复了好几次。”高老师说，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日，随着大量美援的左舵汽车按照《租借法案》运抵中国，靠右行驶逐渐成为大多数司机的习惯。但日本入侵中国后，又规定车马、行人按左侧前进。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公布，车马、行人，不按右侧前进、不听禁止者，处二十元以下罚款或申诫。所以全国的车辆均靠右侧行驶。
红绿灯少，路口成交通事故重灾区
毫无疑问，在考查司机手段单一、道路通行规则混乱的情形下，南京街头事故发生率最高的就是交叉路口了。特别是在红绿灯出现之前，行人过交叉路口，那真是提心吊胆。1929年5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山大道一期工程完工，10月，虽然首批红绿灯在鼓楼、新街口、碑亭巷3个交叉路口开始使用，但由于红绿灯数量太少，路口众多，加上车辆越来越多，民国南京的交通肇事案仍呈上升趋势。为此，首都警厅培训了大批的交通警士，专门在各大路口指挥、疏导交通。1931年，南京有交通岗位181个，每个岗安排4名警士，采用国际通用的交通指挥手势。
接着，国民政府将关于交通的规定专门制定成文，为《交通规则》，为了使市民了解《交通规则》和遵守《交通规则》，有关方面还印制了许多宣传品，无偿向市民发送，举行相关的宣传活动，而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也不失时机，得到工部局许可后，赶印了一套36张的《遵守交通规则》香烟牌子，并称，在规定期内收集一套者给以重奖。 现在，在收藏品市场上，这些香烟牌子成为了宠儿，价格不菲。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