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总理的表态应是各级政府、各级官员的准则。那些动辄对批评政府的人打板子，甚至乱加罪名的地方官，是愧对总理的殷殷告诫的。

　　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看到话语的上下一致。同时，更要看到制度和法治跟进的迫切性。

　　当“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历史性地进入中国人的政治视野，一种突如其来的精神舒展悄然来临——不消说不少人对“批评政府”的提法感到敏感，来自政府层面的主动欢迎姿态也鲜有如此高调。这一点，改变的何止是一时的风气。

　　近几天来，围绕“批评、监督政府”的话题，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纷纷做出积极回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我们欢迎人民群众监督。上海市长韩正也表示，任何对政府的意见和批评，上海市政府的态度都是闻过则喜。“北京市政府欢迎媒体批评监督”，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说。去年，湖北出了不少负面新闻，8日全国两会上，湖北省长李鸿忠回应邓玉娇等案时表示，负面新闻不怕媒体报道。

　　在全国两会这种特别的政治氛围下，官员能这样屡屡公开表态，欢迎来自社会多个层面的批评，并非偶然。

　　显然，地方官员已经在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做思想的准备，这种准备，现在看来颇见诚意。

　　近距离观察民众通过时评、跟帖进行的表达，既有期待，又有建议。可以预见，借助这股东风，公民批评政府、政府接受民众批评的风气将大开。

　　实际上，正当其时的全国两会，也已经成为代表委员批评政府工作无障碍的一大示范。发改委“4万亿信贷资金没有一分钱流入楼市”的说法，引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炮轰”，称发改委这是在对房价的变化“推卸责任”。人们关注这条新闻，希望洞悉这种直言批评借助了何种力量。此时，任志强说得有没有道理已在其次，关键是批评政府也可以相当正常，这才是这一信息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全国两会上，“房价上涨1.5%”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政府统计部门遭到许多代表委员的批评。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高呼：“绝不可能，这个数据太不负责任，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而新华社还就此专门采写了“新华视点”。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全国两会出现的“创造条件批评政府”的共识现象，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教科书的味道，彰显公民社会正在中国积极成长。

　　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作为划时代的任务，还有更多的困难需要克服。

　　在湖北省长表态湖北欢迎法律、民主等监督形式的时候，湖北十堰发生的一新闻事件让人感到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杂音：网友发帖批评当地政府与奸商勾结搞形象工程，并向中纪委举报，结果被以“侮辱、诽谤他人”拘留，最后“迫于压力”发道歉帖才被释放。

　　聚焦这一事件，因言获“罪”痕迹明显。按照不少法律界人士的看法，诽谤归诽谤，批评归批评。如果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正常的批评竟会带来这样侮辱性的结果，人民又怎么能实现批评政府的权利呢？这至少证明，在地方政府，普遍欢迎民众批评的土壤还不肥沃，在有些地方，还相当贫瘠，前有“短信诽谤门”，后有“发帖诽谤门”，并非孤例的事实证明，民众批评政府还面临不小的障碍，政府压制民众批评还存在随意的习惯。这恐怕也是地方高官在表完态后必须正视的问题。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总理的表态应是各级政府、各级官员的准则。那些动辄对批评政府的人打板子，甚至乱加罪名的地方官，是愧对总理的殷殷告诫的。

　　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看到话语的上下一致。同时，更要看到制度和法治跟进的迫切性。

　　光表态还不行，显然，要让每个官员都能敬畏民众的批评，不能全指望上级的压力，而是要依赖于制度的约束。当地方官员闻谏即怒，制度要制其怒、限其行。特别是，当个别官员因为受到批评而恼羞成怒之时，不能任由整个政府机器被其牵制；当某个公民因认识有限错误地批评了政府后，容忍应该成为一种机制。

　　制度从哪里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制度的模本，从国家层面而言，这种制度的制定或完善空间很大。一般说来，这些制度理当包括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复议、行政审判等纠错机制，协商制度，问责制度等。

　　在有了制度的基础上，法治建设必不可少。要通过法律让公民在没有恐惧、自由表达的批评环境中，对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人大在立法和监督上大有可为。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披露，本届人大常委会正加紧审议行政强制法草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等。专家认为，这些法律的出台，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

　　在制度的保证下，政府努力创造条件接受人民批评；法治的力量又每时每刻地捍卫着批评者的权益。这才是“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