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朝开始，驻京办的机制和功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很多朝代对驻京办加强了控制，甚至一度撤销了驻京办，改由其他机构代替。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血雨腥风的古代驻京办从此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范仲淹的新政改革失败与驻京办有何关联

　　●元代为何取消驻京办

　　●南京曾出现过哪些驻京办

　　宋朝开始制约“驻京办”职能

　　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昌宪教授告诉记者，唐朝末期，由于朝政腐败，进奏院也渐渐成为了各藩镇窥伺朝廷动向，并进而挟制朝廷的机构，这大大出乎唐朝统治者的意料。也让其后的宋代统治者面对前车之鉴，开始想法制约进奏院，将其变为朝廷加强对州府直接控制的机构。 宋太祖时期，各州府于京师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设置了进奏院。但与唐朝不同的是，所有进奏院的官员一律由中央委派。这样，中央就对进奏院的情况了如指掌。

　　宋太宗时期，又设置了都进奏院，专门来管理各州府的进奏官，由朝廷命官监领。进奏院的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政令，同时，还担负着分送文书到朝廷各有关部门的职责。这个时候，宋朝的“驻京办”的功能接近于中央的新闻发布机构。其官员也转为了“新闻发言人”的身份。

　　宋代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他们的主要经费是由中央划拨的信息传播费用，其中最大的一块，是镂刻雕版的费用。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的政令雕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行成纸张文本，给地方官等观看，这也是中国的早期时政类报纸。由于这类的“报纸”印得太多太滥，进奏官员想方设法地找新闻，甚至把道听途说来的宫中私人生活也刻了进去。为此，就有进奏官因泄露他人隐私，而遭到处罚。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毁于一旦与驻京办有关

　　作为地方官员与京官和京城名士社交的重要场合，进奏院内经常上演着激烈的“思想碰撞”。许多在进奏院内集会的各路人士，把酒之后，便抨击朝政。消息灵通的宋朝政府就对与会人员重点监控，伺机打击。

　　“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就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公元1044年，他一着不慎，被抓住了把柄。”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顾友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苏舜钦的这个把柄，就是他在“驻京办”进奏院内举行的一次不太合“规矩”的集会。

　　进奏院因工作职能之故，日常有很多公文和信封的纸张，苏舜钦等人便把日积月累的废纸出售，建立了一个“小金库”。利用赛神会的机会，在进奏院用“小金库”的钱来集会，召妓饮酒，结果被认为“自盗”、“与女伎杂坐”、“举行的进奏邸会距离宫门太近”而失当。作为宴会的召集人之一，苏舜钦被判以“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而参与聚会的同僚们被“逐出四方者十余人”。

　　对宋代官员来说，除名勒停是除了死刑之外，最为严厉的处罚了。其实，宋朝私用官物的处罚，有明文记载，“判署者五匹，杖九十”，不至于除名。就连与苏舜钦私人关系不好的官员也认为判刑过重。苏等人举办的鬻故纸宴宾客的赛神会本来就是“循前例”。而且，当时京师其他部门每年亦皆有赛神会并会宴，宴客的资金也存在“小金库”出资，宴会时也经常会请来妓女饮酒助兴。为何有关方面偏偏就对苏舜钦和他的同僚们“痛下杀手”呢？

　　顾友泽分析说，这和范仲淹的革新运动有关系。宋仁宗时期，范仲淹为了改变宋代积弱积贫的状况，先于王安石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史称“庆历新政”。然而，新政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苏舜钦是革新派的核心成员，他的岳父、时任宰相的杜衍也是革新派的支持者。这次打击，一箭双雕，不仅除掉了苏舜钦，杜衍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最终难以立足于朝廷。宋的朝政为保守派控制。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元朝“邮政快递”取代了“驻京办”

　　到了元朝，朝廷对进奏院上传下达的“新闻报道功能”及劝惩功能的认识远不及前朝。元统治者认为，汉人政府内机构过于繁杂，能简化的就简化，因此，元朝一建立，就废除了进奏院。那么没了“驻京办”，元朝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上传下达”怎么进行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高老师告诉记者，这个时候，元朝就开始大力推广始于宋朝的急递铺。就像我们今天的邮政快递。无论是中央到地方，或是地方到中央，传递文书时就采用此法。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此广泛建立，“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自都城燕京至地方，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铺兵5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1272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朝“驻京办”成为各地官员贿赂对象

　　明朝时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驻京办”，但明建立之后，统治者认为，类似进奏院职能的机构还是需要的。于是，便新设了一个叫做“通政司”的部门。复旦大学的高老师分析说，其实这个部门也同样起着“上传下达”的功能：掌管着将皇帝的命令通传下达给地方，收受、检查地方及内外奏章和申诉文书，奏报四方臣民的动态、陈情申诉及军情、灾异等事。通政司取消了进奏院时期地方派员驻守的中间环节，直接受皇帝管辖，与六部平起平坐，权力很大。

　　因为它的存在，使皇帝耳聪目明，能够及时了解执政的得与失和政策的落实程度，有时也是皇帝选拔官员的评价渠道之一。为此，各地方部门对通政司官员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哪怕是正常的工作内容，也都会用金钱铺路。《儒林外史》第七回说：“二位官府封了银子，又写了一封荐书，荐在那新升通政司范大人家。”而每到传统节日，各地都会派人进京，用金钱通路，为各种事项活动。通政司便是他们必去之地。

　　虽然中央集权登峰造极，地方官不敢公开在京师设立“留邸”，但仍然设立了“会馆”来充当“驻京办”功能。会馆乃一种民间机构，外官进京述职、外地举子进京赶考，常常在会馆住宿。同时也是地方大员派幕僚、下属进京长期打探消息，或者让自己在京的关系网向自己通报京城情况，打通与朝廷各种关系的地方。

　　清代“驻京办”公关费数量惊人

　　清代也没有专门的“驻京办”机构，但清朝有个官职，叫做“提塘”，即是清代各省总督、巡抚选派本省的武进士、修选守备等人，送请兵部充补，驻于京城，三年一轮。实际上，这就是地方政府派驻京师的联络官，其职责本仅限投递本省与京师各官署往来文书。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塘”还承担了很多任务，比如夏冬两季奉送“冰炭费”，打点各衙署官吏；再如“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传递内幕信息，发回供本省督抚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的消息。因此，被选送到京城的提塘官通常是被督抚们倚为亲信的人，他们的赏赐及待遇十分丰厚。

　　此外，清朝的地方政府，都设有一种专门资金，叫做“部费”，用现在的话说是“公关活动费”。此费用总体规模极大。关注现实的晚清学者冯桂芬说，他曾和熟知内情的人议论中央各部衙门办事人员——书吏们的“部费”收入，一致认为光是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所得就有大约300万两银子，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1000万两银子。不过中央部门不止上述四部，可想而知，地方上每年要准备多少“部费”了。

　　同时，各省在北京建立的会馆比明朝时还大大增加，无论官民绅商，皆可参与。其实，很多会馆是由各地的大员如封疆大吏，诸如将军、总督、巡抚等等这些人暗中资助，委派手下心腹长期留驻其间，打探朝廷动向，联络人脉。据说，当时朝廷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各地官员往往在圣旨到来之前就能够知晓，比朝廷的“特快专递”还快。

　　南京国民政府的驻京办遗存甚少

　　到了民国初年，会馆势头依旧很猛。有人做过统计：在北京宣武区有将近300所，仅宣外大街以东、琉璃厂一带共96所，广安门大街、骡马市大街到南横街一带，西到教子胡同，东到粉房琉璃街是士人最集中的地方，共有147所。这种会馆云集的建筑格局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以至于民国的警察总厅都专门设立了《民国警察总厅管理会馆规则》。

　　然而，随着民国时期政权频繁更迭，会馆开始走下坡路，而各省都督、主席、省长以及各派军阀，则纷纷在北京（北京军阀时期）、南京（国民党时期）设立驻京办事处，负责交际、筹饷，“驻京办”一词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告诉记者，那时各省在首都南京都设立了办事处。西藏也于1932年设立了驻京办事处。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十三世达赖和噶厦对新成立的政府也寄予希望，主动派使入京与中央联系。1928 年冬，达赖派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晋见蒋介石，面陈藏事，表示内向之意。蒋介石对其表示欢迎，并复函达赖称“藉悉法座高瞻远瞩，倾诚党国之决心”，“藏卫接壤强邻，帝国主义者所压迫久矣，幸赖法座深明大义，内向情殷，此后愈当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与此同时，九世班禅先是派代表赴京祝贺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又经中央批准成立驻京办事处。

　　那么，民国时期的南京，有多少驻京办呢？记者请教了多位民国史研究专家，却没有答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记者从现有的资料中多方查找，终于看到了“西康驻京办事处1930年度补助经费”、“西康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造具密电本”和“西藏驻京办事处1930-1934年度概算”的目录。从这仅有的资料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省驻京办是经由政府批准之后成立的，并且由政府承担费用。

　　民国期间一些同乡会想“政府化”

　　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了一些民间性质的驻京“部门”，比如四川旅京同志会、陕西旅京同乡会、东北旅京同乡会、宁波旅京同乡会等的会员名录。从名录上看，都是当地籍贯人士。这些同乡会平时也和驻京办“互动”，一旦有事，便相互照应。但有的地方就试图将其“政府化”。

　　记者在档案馆看到了这样一份资料，是1927年12月的“旅京湖北改进会呈报该会成立经过及程潜关于该会请求通缉‘逆党’各节碍难照行政函”。大意是，旅京湖北改进会向政府递交了本地的“逆党”名单，要求政府“请明令通缉归案讯办”。然而，政府并不买账，秘书处的程潜回复说，你们呈的文不署上负责人姓名，所谓的“逆党”者，又没有明确事例，用词虚渺。如果政府通缉了他们，不免操之过急。最后不允许。那么，湖北改进会为何这么做呢，记者看到了“南京特别市为呈请解释同乡会能否备案”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想让自己的身份“政府化”，可惜，此举仍未获得成功。市长何民魂认为，同乡会有封建思想团体嫌疑，原本只是各地方在南京的聚会点，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后，便想将“南京同乡会”改成“驻京同乡会”，想在政府备案，不妥。最后也未获得允许。

　　那么，这些驻京办都设在南京的什么地方呢？88岁的老南京康润祥告诉记者，民国时期，有个灯笼巷10号康藏办事处，不知道是不是西藏的驻京办。记者询问了南京地方志专家王涌坚老师灯笼巷在哪，王涌坚说，灯笼巷位于如今升州路附近，但现在叫登隆巷。但记者在登隆巷并没有找到康藏办事处旧址。康润祥还说位于长白街和中山东路交界口的利济巷30号，是天山协会的旧址，这个天山协会，很有可能就是新疆在南京设立的一个类似于驻京办性质的机构。记者向多位研究民国建筑的专家求证，亦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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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