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温家宝

　　两会召开，民意沸腾，众多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被代表、委员们带到了两会。其中最为教育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大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热情，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两会召开前夕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民间议论的“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摘官帽”，成了国家意志，这使得大学自主办学成为可能，也为建设一流大学创造必要条件。很自然，这也引起了两会教育界代表、委员的热议。

　　行政事务占了大学校长大半工作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近来一直是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关注热点，

　　“要出杰出人才，要出大师，必须要有好的学术氛围。现在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以前的学者都是一辈子做学问，现在有些人是什么都想做，既教书、搞科研，还当官、经商，精力非常旺盛。在清华，想找一些好教授当处长，很难，他们想专门搞学术；也有人抢着当，但大家都不通过。”

　　教授们可以选择当不当处长、院长，那么大学校长们怎么办？戴上了这顶“官帽”，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该如何兼顾？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以自己为例，介绍了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的日常事务分配比重：

　　一是学校的行政管理事务，占日常事务的60%~70%。杨震说，毕竟全校有两三万名教职工、学生，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都在学校，校长都得管，堪称一个“小社会”。而这也是中国高校与国外不同的地方，不单纯是人才培养、学术创新，还承担着众多的管理职能。

　　二是学术研究、教学，占日常事务20%。杨震表示，中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数是做学术出身，保持对相关科研动态的准确把握，才能在学术领域享有发言权。但这也的确会占用一些行政管理事务的时间。

　　三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

　　四是参与社会团体、学术机构等社会活动等。

　　杨震说，参政议政、社会团体活动等上述两个方面共占日常事务的10%~20%。但并非所有高校校长都有参政议政的事务，这与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有关；而担任社会团体与学术机构的相关职务和事务，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学术领域内的动态，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学校的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学校的管理上，至于校外的事务，“行政上要求做什么，我尽量去做好，但是不会用心去做，精力会牵扯一些，不过没那么严重。”现在他也还有一些科研任务，还在带研究生，也有实验室，“学校管理责任太大，不集中精力去做的话，很难做好。有一点余力的话，再去做科研。”

　　“官帽”是被戴上去的

　　“学校管理，本身肯定有一套行政化体系，这是毫无疑问。但行政应该是为学术服务，而不代表某种权力。”全国人大代表、东南大学校长易红说，其实，中国高校的行政化，主要问题不在内部，而在外部，是“被行政化”。

　　易红的名片很简洁，名字后面写的是“校长”，上方的醒目位置更突出的是“教授、博士”。他更看重的是后两个头衔。“在学校里，我们系里的老师，以及我带的学生，一直都是称我为‘易老师’，我喜欢他们这样称呼。”而对于他的另一个身份——“副部级干部”，他并不喜欢别人提起，但是又很无奈：没有这顶“官帽”，光是靠着教授、博士、大学老师，甚至校长的身份，与外界打交道时，很多事情没法办。“大学被迫行政化，让我们也很累。”

　　在分析高校为何行政化时，陈骏认为，高校其实是“被行政化”的，这与整个国家的管理模式有关，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要“听指挥”，高校也不可能游离于这样一个大体系之外，所以必须要服从从上到下的指挥，和其他部门的步调一致，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高校行政化现象。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的行政体系。”全国人大代表、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表示，中国高校的行政化，不是高校自主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大社会”有关，从行政到经济体制都如此。首先，国内高校有部属、省属之分，相应的就产生了级别之分。其次，“就连大学里的工资，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的。”例如，从党委书记、校长到教授、副教授、讲师等，考虑的是行政级别，副部级、厅级、副厅级，而不是教授、副教授……这跟政府部门是一样的。到高校任职，政府部门首先做的，也是对照行政级别，为其“定级”，“包括退休了能享受什么待遇，全都是按照这个来的。”

　　“发工资”要定级，高校办学资金多少，也跟“级别”有关。绝大多数高校负责人坦言，通常行政级别越高、“官帽”越大，争取和筹集办学资金越容易，否则很难搞到“资源”。

　　对应部属、省属之分，高校的办学资金也主要分为“国拨”（国家拨款）、“省拨”（省级拨款）。杨震介绍，即便是“国拨”，标准也有所不同，例如“985高校”、“211高校”等。其中“985高校”拨款最高，不同的学校拨款标准相差很大。杨震笑称：“外部社会、政府部门首先就把大学分成了‘三六九等’。”

　　此外，在筹集外部资金时，学校的“级别”及其相应的校长、院长级别，也能对筹集资金起到影响和“帮助”。“行政化过多必然影响学业，但是没有行政头衔，也会对资源获取产生影响，很多教授要争个‘头衔’也正是这个原因。”

　　中国学者的“学而优则仕”情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闵乃本则从另一个层面，剖析了高校行政化的原因。

　　自古，中国文人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认为只有走上仕途，才是正道。哪怕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为自己在官场上的不得意郁郁寡欢，无法超脱。“骨子里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闵乃本说，这是行政化的历史根源。无论是高校还是机关，“官”就代表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专家、科研人员在达到一定的学术层次后，也不能“免俗”地想谋个一官半职。当了官儿，自然就有“公务”，也就难以集中精力去从事科学研究，科研项目往往依靠研究生去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就无从谈起。

　　一些数据也显示，现在不仅“学而优则仕”，更可以“仕而优则学”。

　　日前两院新增选的院士名单中，中科院新增的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人员，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85%以上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长”的人物。有人研究后发现，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官员度”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而实际上，一旦成为院士即享受“副部级”待遇。在闵乃本看来，正因有这些深层次的根源，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一个命令就能解决的问题，要逐步地去破解。

　　希望自主办学，愿意摘“官帽”

　　去除行政化，首先也就意味着，这些大学校长的“官帽”要被摘除。

　　采访中，诸位校长都表示，很愿意摘掉这些“副部级”“正厅级”的帽子。

　　“高校内部的人士希望去行政化，就是去掉高校和政府关系的行政化，给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这样高校才能独立地思考，自由地表达。”陈骏认为，行政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用管理行政的方式来管理学校，而学校缺少办学的自主权，这是行政化给学校带来的最大问题。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果提高的话，行政化没有太大的危害。“只要国家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行政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至于行政化与高校管理人员的工资挂钩，这不是主要问题，去行政化后也完全可以解决。

　　“我们都是搞学术出身的，这些官位级别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思。”易红说，大学的外部行政化，已经牵扯了他的很多精力。

　　“现在，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太细了。学科设置、专业设置、招生计划，什么都要干预。”比方说，规定今年给你的指标是600个博士、2000个硕士，你想多招点博士，少招点硕士，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按指标来。而这些数字又是怎么确定的呢？主要是历史形成的。现实的情况却是在不断变化。

　　专业设置，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的建立，这些也被“行政化”了。教育部设立非常多的专项，你想拿到资金获得经费支持，想申报成功，就得按这个目录要求来。

　　“大学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但更多的应该是宏观管理，在学术研究、招生等方面应该让学校有充分的自主权，这样，大学才能有自己独立的灵魂，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易红说，希望摘了“官帽”，能让大学校长将精力放在学校上，而不用事事去“迎合”上面的要求。

　　对于内部的行政化倾向，“确实有一些教授愿意当处长，承担行政职务。这倒也无可厚非。我们同样有很多教授，只愿自己静心做学术，不愿意涉及所谓的‘官场’。”易红说，“因为不存在什么利益差别，在东大，我们的教授工资级别以及岗位津贴，就是和处长一样；副教授相当于副处长。“我听说有些学校是完全按行政化级别来拿钱的，行政权力太重，弱化学术权力。那肯定不行。学校的基础是学术，潜心教学、专业研究的学者们连收入都没保障了，那还谈什么创建一流大学？”

　　采访中，虽然大家认为，大学应该“摘掉官帽”，但也有些担心。

　　“高校与地方交流的时候，有行政级别好说话些。”全国人大代表、南京林业大学校长余世袁担心的是：一旦学校没了行政级别，出去以后，会不会有些事情不太好办。毕竟整个社会是个讲究行政级别的大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以前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退休后，他接受了南方科技大学的聘书，重新出山的原因很简单：这所大学的理念就是去行政化。没有级别，他已经颇有体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亲自管你，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时，由于是副部级待遇，安徽省教育厅不大管中国科大，有事情他们就直接找副省长对话；没了这个官帽，他在深圳参加大会，让主办方也有些为难：第一次，他被排在当地一所职业院校的后面，第二次，又将他排在了这所职校的前面。这种待遇，让朱清时觉得“很有趣”。“英国的剑桥大学也没有级别，但无论在哪里，它都是受尊重的。”

　　“光是高校摘帽还不够，外部环境也需要同步改变。现在国家提出“大学要取消行政级别”的方向是对的，但具体怎么操作，还需要细则。”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认为，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法定该授予的还是要授予，不能干涉。但是，学校也要自觉接受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指导。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陈英 孙兰兰

　　北京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