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毕竟不同于管理一条跑道、一个赛场。赛场上只讲优胜劣汰，而社会不可以放弃任何人。

　　贫富差距问题，终于成为政府承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次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本次人大首场记者会上，这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近些年来，收入分配上，人们很熟悉的一个说法，是“做大蛋糕”，把蛋糕做大了，大家分到的就都会多起来。而怎样分配蛋糕，未能充分考虑，现实的情况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社会财富在迅速增加，蛋糕确实是做大了，而切分蛋糕的规则极大地影响到人们的最终获得，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政府工作报告》讲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视之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国际公认的政治治理思维。政协领导人讲，“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这是中国的治理形势。在中国，稳定有“压倒一切”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承诺，是有先富后富，但不能使贫富差别极端化、合理化，而是消除贫穷，达到共同富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也许在特定情境下有不得不为的原因，但公平成为国家分配制度的兼顾目标，而非基本精神，长久实行必致严重后果。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年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精神中的一个糟粕。这样的认识，未必允当。固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传统精神的整体性来认识“不患寡而患不均”所带来的周期性“均贫富”动荡，但同样无法忽视中国传统政治的周期性崩溃，无不源于贫穷达到无法忍受的水平，人们起而反抗，无不有着“民不聊生”的背景。

　　应该说，财富均等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正当的政治目标。通过法律治理，使社会自由、平等地发展，而不是贫富两极化、资源和权益分配两极化，不仅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也是社会健康的客观要求。从理想上讲，两极化是非正义；从现实上讲，两极化不可能被社会接受。

　　一种不无道理的解释是，我们需要起点公平，而不是强求结果公平。一般地说，这是有道理的，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将能够激发人的进取精神，实现效率化的发展，竞争产生活力，产生自由奔放的激情。不过，哪怕起点和规则是充分公平的，如果结果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仍然是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成熟的现代国家，会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使教育、医疗、养老、济贫等成为一种国家责任。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仍然会经常被关注，例如人们会注意到在分配总额中，普通员工所获的份额，与管理层相比在怎样变化。

　　治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毕竟不同于管理一条跑道、一个赛场。赛场上只讲优胜劣汰，而社会不可以放弃任何人。所有人都有权获得基本的生存空间，如果社会力量允许，还需要生存得更体面一些。没有谁是可以被删除、被淘汰的，所有人必须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现代国家主权在民，虽然不能允许根据意愿，哪怕再多的人的意愿，而凌虐少数人，但多数人有权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情况还有所不同。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可能都存在问题，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则在形成，并引起巨大的社会情绪。虽然中国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直接的劳动贡献所获取的报酬，相比其它市场国家更低，也就是说，按资本、智力等市场要素分配，在中国所获报的部分要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普通员工的工资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低，而管理层、资本拥有者所获高。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用于分配的财富，流向何方。另一个问题是，社会财富中有多少用于分配，成为人们的收入，同样有数据表明，收入分配在GDP总量中的比例，中国也处在很低的水平。

　　也许我们还要考虑中国的社会财富的消耗途径，为什么哪怕分配所占比例很低，仍然经常出现民工要讨工资、教师也无法按时足额取酬这种普遍的问题，财政去向消耗在哪里了呢？可能要从法治能力和政治革新的角度去深入思考。

　　如果改革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改革的初衷就被违背。现在是兑现改革的政治承诺的时候了。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