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冈，是中国劳工遭受屈辱的地方，也是令所有有良知的人心痛和反省的地方。曾是刑场的共乐馆已被强行拆毁，但它抹不去中国劳工遭受的屈辱；400余箱中国劳工的遗骨被水泥封住，但它封不住他们抗争的呐喊和愤怒的控诉；清清的花冈川依然美丽，但谁能忘记它流淌着的是中国劳工的血泪……
清水正夫，当时花冈中国劳工的一名监工，日本投降以后，在横滨BC级国际法庭，被判死刑。可是在清水正夫的口述书中，日本人却发现他原来是中国扬州人，本名冯贵朝。据日中友好交流协会秘书长林伯耀及“花冈事件”研究者、日籍华裔猪八戒（中文名）透露，在战争时期，协助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人很少见，而作为战胜国的国民，在国际法庭上被判决死刑的中国人更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那么清水正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昨天，林伯耀及猪八戒一行来到了南京准备前往扬州调查，而快报记者则先行一步找到了清水正夫的亲人，不料，揭开的却是一种窒息的无奈。
快报记者 毛丽萍
清水正夫被判绞首
“老家的后面，有一棵大桂树。仔细一看，发现下面的树枝都捋秃了。‘怎么叶子都没了？’妈妈说：‘都叫饿极了的中国人吃光了。’当时我很吃惊，怎么连这种东西都能下咽呢？”这是日本人木村清目睹花冈事件的证言。
其实在花冈惨案幸存者的回忆中也不难还原出那段“人间地狱”的生活：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只给吃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充饥，没人能吃饱，而严冬时节，还要穿着单衣，穿着草鞋，在泥水中干活，彼此不能说话，否则抓住就打。
“死人的事情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正干着活，就突然倒地死去了，最多一天死了20多人。高强度的劳动，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饭，我们都吃不饱，饥饿难忍。有人就乘日本人不在的时候，要求去解手，每天吃那么一点东西，有什么‘手’可解啊，大家都是想抓点野菜吃……”这是幸存者李体益的回忆。
这样的日子实在无法忍受了，终于在1945年的6月30日，爆发了震惊世人的“花冈暴动”，中国劳工集体逃离魔窟，可是暴动最后失败了，不过也让很多日本人受到了震动：中国人不能随便被奴役！于是打骂稍有收敛。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突然对劳工们说：“中日友好了。”不久，美军占领花冈中山寮，当看到这里的劳工们一个个皮包骨头、多数人已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们大为吃惊，随行的记者举起相机，记录下人类文明史上这悲惨而耻辱的一幕。可悲的是，当这些中国劳工获得自由时，面对香喷喷的饭菜，常年“饿”着的肠胃一下子不适应“暴食”，居然吃撑死了很多人。
而在整个花冈惨案中，同为中国人的冯贵朝的日子并不难过，因为他是一名中国劳工的监工。但在日本投降后，他受到了惩罚，在横滨BC级国际法庭与其他两名监工一起被判了死刑。
从猪八戒提供的那张“横滨ＢＣ级战犯裁判判决（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书上，记者清晰地看到福田金五郎、伊势知得、清水正夫被判绞首，除此之外，还有２名被判“蹲大牢”２０年的日本警察等。
他的家乡——扬州“冯家庄”
清水正夫被判死刑后，一封口述书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清水正夫居然是中国人。
昨天，记者见到了这封口述书，有中日两国文字，纸的右侧清楚地注明了他的原籍及原名：出生地中华民国江苏省扬州南门外冯家庄（本籍），旧名冯贵朝。
要知道，在战争时期,协助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人并不多见，而且作为战胜国的国民，在国际法庭上被判决死刑的中国人更是闻所未闻。为了弄清那段历史，日本研究者萌发了前往清水正夫家乡“一探究竟”的想法。于是，林伯耀给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发出了“求援信”：他（冯贵朝）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南门外冯家庄。1936年11月，他和其他两个人（冯宝瑞、吴耀华）一起来到日本。最初居留在滋贺县彦根市做理发师。1940年5月，由滋贺县搬到秋田县了。1945年2月，和叫“菅原八重子”的当地人结婚。冯贵朝的家乡是否还在？他的亲人是否还在？
接到张连红的转信后，记者开始了寻找。
打114，找不到冯家庄，查扬州地图，也找不到冯家庄。至于冯贵朝，就更难找了，扬州公安反馈过来的信息让人绝望：根本找不到。
但是，昨天记者还是执著地踏上了去扬州的路，雨下得很大。扬州地名办、扬州市档案局，这可能是唯一能找到线索的地方了。
失望来得很快，扬州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佘义海查看了几份地图后，摇摇头：冯家庄很多，南门外的冯家庄是哪个不好说，而且现在也不叫冯家庄了，他对着１９７１的一份扬州地图画了很大一个圈，“应该在这里。”可是记者发现这个范围太广了，根本无从找起。
午休吃饭时间，记者“堵”住了扬州市档案局档案管理处处长陈明及档案信息处处长蒋国法，两人热情地帮记者查了《地方志》《史志》后又是一无所获。“别急，我来帮你问问编地方志的一些老同志，也许他们会清楚。”一番电话下来，仍旧没有确定的线索，只是一位“扬州通”称有可能是冯庄，地名改变了，南大门外，应该指的是江阳中路附近，“是不是汊河一带啊？要不，你们去看看？”
“ＧＰＳ”导航中，记者却发现离江阳中路还有一个更近的冯庄村，会不会是这个地方？于是记者改变了主意，没想到“歪打正着”。“摸”进冯庄社区时，该社区副书记杨慧军也连称不容易。“我们这儿原来都是农村，现在城市化了，属于扬州的一个区了，你要找的南门外冯家庄应该指的是我们这儿。”据透露，冯庄村是由１２个组并起来的，其中冯姓小组就有６个，分别是冯一、冯二到冯六，“以前叫农村大队，现在大队改成村，叫冯庄村，除了冯姓小组外，还有卞楼、纸坊、潘庄、武庄、厉庄、徐庄。”
据透露，在冯家庄方言中，“家”只是口语中加入的，而书面上只叫冯庄，据说跟扬州市区的方言还略有区别，这也是扬州市地图上只能找到冯庄的原因。另外，冯庄除了社区还沿用这个名字外，周边小区并没有冯庄字样，只有紫阳苑、金阳苑等小区。指着外面一排排整齐的住宅房，还有一幢幢小别墅区，“这里以前都叫冯家庄，很大的一片，现在看不出一点点农村的样子了。”
嫂子:冯贵朝是被父亲打走的
凭借日本两字，凭借冯贵朝当时前往日本的时间，杨慧军很快“锁”定了“对象”：７８岁高龄的冯贵玉老人。
“认识冯贵朝吗？”面对记者的询问，冯贵玉有点茫然，“他当年在日本当监工，就是帮日本人做事的？”在记者的“启发”下，老人恍然大悟：“汉奸啊？听说过，听说过，他去日本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现在如果活着的话应该是八九十岁了……不肯回来，说过得不好。”老人告诉记者，一个姓冯的人家开了一个茶馆，经常谈这事，“冯贵朝比较调皮的，别人家窗户里的油他都会捞出来喝掉，然后再把装油的瓶扔进去……好像１４岁左右，他就到上海学剃头了。”老人还透露，冯贵朝入了日本籍，而且听说在当监工期间，欺压中国人。
至于林伯耀信中提及的另外两人冯宝瑞、吴耀华，冯贵玉沉思了半天，“冯宝瑞（读“岁”音），知道吗？”一个女子如此提醒老人，并转过身向记者解释：在扬州方言中，瑞要读成岁。果然，冯贵玉脱口而出，“噢，冯宝岁啊，他在日本东京、大阪都开过店，好像还是什么华侨协会会长，１９８９年回来过，经常回来，他老婆是日本人，但他把她带回来入了中国籍，子女都在日本，现在他也去世了……可能还有２个侄子４个侄女活着，但是在不在扬州不清楚。”至于提及的吴耀华，老人没有印象，有人怀疑吴耀华是否应该为武耀华，因为与冯家庄挨得近的是武庄，“村里大多数人姓武。”
意外的是，冯贵玉提到了正站在记者边上的冯卫军是冯贵朝的后人，“他是你爷爷的兄弟。”因为爷爷已经不在，冯卫军立即拨打他奶奶的电话求证，“有这么回事，但我没见过，那时我还没有嫁过来……冯贵朝，小名叫‘朝把子’”。
冯卫军还有一个大奶奶，即冯贵朝的嫂子还健在。于是，记者又跟随着冯卫军来到了他大奶奶家：金阳苑１８５号。
老人叫刘恒英，今年已经９３岁了，戴着帽子裹着大衣坐在椅子上，一提“朝把子”，“死掉了！”老人反应很快，问“朝把子”叫什么名字，她摇摇头说想不起来，“是不是叫冯贵朝啊？”“差不多吧！”“知道他去哪了吗？”“作死……到东洋（日本）去了……秋田……学剃头……”虽然吐出来的字断断续续，但却与林伯耀那封信中提及的一个个要素都互相吻合。
“（冯贵朝）不学好，偷人家东西吃，犯嫌，他老子打他，把他打得喊‘亲娘妈妈’还照打，他就跑掉了，再也没回来过。”老人说还是很早以前见过他，现在一点都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什么香瓜、菜瓜、莴苣等，只要能生吃的，他都会偷吃，不管是谁家的……不想种田，他老子打他……”
老人的记忆并不多，可是她告诉记者，带走“朝把子”的应该不是冯宝瑞和吴耀华，几次张口却说不出来，她晃了晃脑袋，努力地想着，“是？叫什么来着……唉，想不起来了。”
对于冯家庄当时一共去了多少人，老人也不清楚，冯贵玉称好像也就这两家，冯宝瑞是冯三组的，冯贵朝是冯四组的。
清水正夫只是替罪羔羊？
面对中国同胞，为日本效力的冯贵朝是否真的很“恶”？昨天，一直致力研究花冈事件的猪八戒透露，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
冯贵朝是１９３６年到达日本的，那时南京大屠杀还没有开始，他在日本开了个理发店，可是因为日本人都知道他是中国人，没有人去他的理发店理发，生意非常不好，为了糊口，他做起了劳工，当时从事的是最苦的挖土方修路桥的工作，同时，因为战争，日本大量青壮年被调往中国战场，就在这时，日本人发现了冯贵朝既会讲中文也会讲日语，于是就提携他当起了翻译，可能因为翻译当得不错，过了一阵后又被“升级”为监工。
“那时候，日本普通老百姓日子都很穷的，像清水正夫，日子就更加难过了，所以他愿意当监工。”猪八戒告诉记者，当上监工后，冯贵朝收入增加了，还娶了个日本女人，1945年2月，他和菅原八重子结了婚，可是结婚仅４个月就被抓走了。
当上监工的冯贵朝，到底对中国人凶不凶？猪八戒表示，根据调查，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说他在花冈做监工的时候，经常打骂中国“劳工”，被称为最凶恶的监工之一；二是说他在日本人面前，会毒打、毒骂中国人，用鞭子抽棍子打，比日本监工还凶，但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就对中国人很温柔、很亲切。”林伯耀希望大家能理解，“为了谋生，什么事都有发生的可能。”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日本并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中国劳工，继续让他们在日本卖命，直到当年１０月６日，美国军队进来，生活在人间炼狱的这些中国劳工才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而冯贵朝则被抓进了监狱。
为了推卸责任，冯贵朝所在的鹿岛公司花钱买通了律师，请律师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监工身上，声明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而冯贵朝是中国人，在监工中显然又是最弱势的，没有任何背景的他因此担当了大部分责任。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横滨BC级国际法庭开庭，次年３月１日，判决出来，冯贵朝与其他两名监工均被判死刑，而“罪魁祸首”鹿岛公司的负责人却“逍遥法外”。“实际上，清水正夫是被利用了，可以说他是个替罪羔羊。”
清水正夫后被释放，扬州家人期盼团聚
判决出来后，日本几千人为３名被判死刑的监工们写“请愿书”，请求赦免他们。“其他两名监工各有上千封这样的请愿书上呈，但清水正夫只有一封请愿书，而且是她老婆写的。”猪八戒说，清水正夫对日本的“卖力”并没有得到当地日本市民的认可，最困难的时候依旧“孤身一人”。
不过，幸运的是，被判死刑的清水正夫并没有这样离开人世，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和约》的出台“救”了他。《旧金山和约》签订后，联合国开始委托日本政府管理战犯，虽然强调获刑的一定要执行，可是，日本政府部门却没有按新政策实施，而是结合请愿书，于１９５５年（或１９６６年）擅自把他们全部放了，其中清水正夫也享受了这种“待遇”。
在监狱呆了１０年的冯贵朝从监狱出来，他的妻子菅原八重子并没有抛弃他，仍与他执手共同生活。“听说，清水正夫被放出来后，又操起了旧业，开理发店为生，但是理发店生意一直不怎么好……后来我又去秋田找过他，包括他曾经呆过的大馆市，但都没有找到，从此音讯杳无。”猪八戒告诉记者，
冯贵朝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有没有生小孩？猪八戒说不清楚，也调查不到。
也许是因为混得不好，也许是因为自己曾经帮助日本人做过事而愧对家人，冯贵朝自离开扬州老家后再也没有回家过，一点点消息也是冯宝瑞回家时才偶尔提及的。不过，血浓于水，扬州的冯贵朝家人非常希望能找到冯贵朝的后人，期盼着有一天会重逢。
据冯庄社区的老人讲，冯贵朝父母亲共生了１６个，但是只存活下５个，目前冯贵朝还有个妹妹活着，在上海。这两天，林伯耀、猪八戒一行就前往扬州冯庄社区调查，他们说要还原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清水正夫，一个真实的冯贵朝。
花冈惨案
位于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是二战期间强制中国劳工做苦工的日本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中的一个。
1944年4月，身为国民党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上尉连长的耿谆，在河南洛阳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中受伤被俘，同年7月，他与被日军强行抓捕的300名战俘、农民一道，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漂泊，首批被押往花冈铜矿，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之后，又有1945年4月的第二批600人，1945年5月的第三批100人被押赴花冈中山寮。这样，俘虏和被抓的三批共计1000名中国人，除中途逃跑和被迫害致死的，押上货船的有986人，实际到达中山寮的为979人。
当年的花冈中山寮，被中国劳工称作“人间地狱”。中国劳工在当时的“鹿岛组”的监督下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劳工们住在用木片搭起的工棚里，每天15至16小时的超强度劳动，而以橡子面、苹果渣充饥。严冬时节，劳工们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劳动于严寒和冰冷的泥水之中。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鹿岛组”监工们的打骂摧残，每天都有多名劳工被殴打、虐杀致死，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死亡。
非人的待遇终于使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决心以死反抗。1945年6月30日晚，在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700名中国劳工终于暴动。劳工们打死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枪杀，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俘，他们遭到更为残酷的变本加厉的迫害。酷暑7月，中国劳工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毒打。几天过后，广场上尸体遍地，其惨状目不忍睹。此后，耿谆被以主谋杀人罪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另有12人被判以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才使他们幸免于难。
至此，被强掳至花冈的979名中国劳工，共计418人命丧东瀛，此乃闻名于世的“花冈惨案”，又称“花冈事件”。
1948年3月，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横滨BC级军事法庭（第八军法会议），以杀害虐待俘虏罪对“鹿岛组”的4名监工以及2名警察判处死刑或20年徒刑（后均被释放）。日本有关当局和直接残害中国人的鹿岛建设公司，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强掳中国劳工并犯下虐待、杀害俘虏的罪行，终以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为标志，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